金融怪胎：“缩小贫富差距的唯一手段”？高利贷是怎么长大的？
导读：“辱母杀人案”为公众展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高利贷江湖，而真实的高利贷江湖远比案件所展示的更加令人惊讶，其规模、运作及走向有如一幕玄色幽默的活剧，警觉着每一个观看它的人。“缩小贫富差距的唯一本领”
“辱母案”的发生地——山东冠县曾是一个实业重镇，告急生产轴承，有“中国轴承之乡”的美誉。但2008年金融危急之后，轴承买卖变得越来越难做，企业从银行得到贷款也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局面下，一些小企业主开始面对资金链断裂的伤害，他们通常在银行有肯定的贷款，为了防止银行抽贷，他们必须按时归还利钱，自己没钱时自然会转向高利贷。
靠着这部门需求，一些早期放贷者一夜暴富。随后，他们在本地大量开设“投资公司”，以最高5%的月利向民间吸储。5%的月利换算成年化利率就是60%，而彼时银行五年期存款的利率才5.5%。这种悬殊的利率差，让民间资源纷纷涌入高利贷市场。
据报道，本地拆迁户和达官显要纷纷把钱放到“投资公司”，“投资公司”有钱后则大量购置上百万元的好车，这种炫富举动又进一步刺激了未参加者，于是更多的人把钱放到“投资公司”。彼时本地流传着一句话，“把钱放投资公司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唯一本领。”
“辱母案”的首恶吴学占是本地靠高利贷发家的典范。现年35岁的他生于冠县农村，初中没毕业就闯荡社会，通过在赌场放高利贷赚得第一桶金。2010年，他开始扩大买卖规模，创建泰昌投资公司，两年之后又创建泰和房地产开辟公司，以公司化的方式对外高息揽储和放贷。
吴学占对外揽储的利率一样寻常为月息2%～3%，放贷利率则为10%。由于他“有办法、有本领”，因此深受本地投资者喜好。有报道称，吴学占是冠县的名士，连政府公职职员也乐于将钱放在他那边。而吴学占也礼尚往来，给那些有权利的人更高的回报。
按理说，资金大量涌入高利贷市场应该会导致利率降落，但这种环境并没有出现，由于经济下行的周期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一位冠县的企业主说，“我们以为冬天很快就会已往，谁知道冬天那么长。”本地一位向导在2014年7月的一份经济运行陈诉中也说，“我县本年的工业经济运行出现增幅放缓、下行趋势显着的态势”，而轴承行业“产物低端，被大型轴承企业挤兑，生存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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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占将业务伸向冠县工业园始自2012年，在2014年、2015年迎来业务高峰。一份报道称，工业园内约200家企业中的50%～60%都向吴学占借过高利贷。
苏银霞向吴学占借高利贷也是在这一时期，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她分两次向吴学占分别乞贷100万元和35万元，月利均为10%。
吴学占让他人还款的本领也很简朴，就是用“辱母案”中的那些本领。据报道，吴学占身边的通例催债职员约为一二十人，在本地，他们被称为“催客”，如今，他们则被媒体和公众称为“黑社会”。
2016年底，山东电视台对山东地区的高利贷做过一次观察，发现催债已经形成了一个财产：催客在网上创建了自己的社区，他们将暴力催债视频当做培训课程广泛流传。在一份视频中，一位催客恶狠狠地说：“我就不停盯着你，隔三差五打你一顿，恨不能把你的房子都给烧了，把你的娃卖了……催收是终身催收，死了以后遗产也要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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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许的暴力催债让乞贷人不敢不还款。以苏银霞为例，她跟吴学占统共借了135万元，到案发前已经还了184万元外加一套代价70万元的房产，只剩下17万元。依照本地的一样寻常观念，吴学占这时可以罢手了，痛惜他太贪。
如今，吴学占和他部下的催客已经被山东警方逮捕，而冠县所属的聊都会也构成工作组观察冠县的警员不作为、高利贷和涉黑犯罪题目。对于公众而言，这些都是好消息，但对于本地参加高利贷的浩繁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厄运即将到临。
金融怪胎
高利贷上一次成为热门话题是在2011年，那一次的高利贷怒潮可比如今冠县的壮观得多，而且在天下多地发作。华商韬略将最典范的三个案例总结如下：
规模最大的案例发生在温州。
温州向来有民间借贷的传统，这些民间借贷是支持民营经济的告急支柱，到2009年，民间借贷的规模到达约莫800亿元。民间借贷的利率一样寻常以月为单元，倾向于短期借贷，功能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过桥资金，月利一样寻常为5%，固然也有恒久的，但告急针对那些风险极小的大客户，月利一样寻常为2%。
民间借贷的利率反映的是供求关系，不肯定非常高。比如，2005年～2006年，由于国有四大行大开信贷之门，加上大批股份制银行登岸温州，温州实业界并不缺钱，这时，民间借贷即便低沉利率也很难找到客户，无奈之下，这些资金只好到北京炒房。
2008年金融危急之后，整个局面发生了反转。由于出口萎缩以及银根收紧，温州中小企业的资金链蓦地告急，纷纷向民间借贷告急，如许利率一下子起来了，月利攀升到6%～8%，也有10%的。
由于民间借贷忽然成了一门好买卖，各路资金纷纷涌入。2009年～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分别为800亿元、1200亿元和3400多亿元。2011年当年，温州民营企业统共借了4000亿元资金，此中只有500亿～600亿元来自银行。
整个市场做大的过程有如一场群众活动。早先放贷者照旧那些业内人士，但厥后各路神仙都参加进来，纷纷创建“包管公司”、“投资公司”或“寄售店”（名义业务是代卖商品），对外高息吸储和放贷。最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原来借高利贷救实业公司的企业主摇身一变也成了放贷者。
这场疯狂到2011年便难以为继，蓝天大药房、东特不锈钢、百乐家电、江南皮革、巨邦鞋业、唐鹰服饰等一系列本地着名企业的老板“负债跑路”，整个高利贷市场不久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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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温州高利贷市场影响相当的是鄂尔多斯高利贷市场，这个市场比温州市场更奇葩。
鄂尔多斯是内蒙古的资源重镇，依靠煤炭财产发展起来，都会创建于2003年发力。城建的扩张催生了一批“征地富翁”（相当于拆迁户），而这些暴发户将大量资金投入民间借贷。
彼时房地产市场正在发轫，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剧烈，这让早期放贷者赚到了钱。而伴随房地产市场于2007年勃兴，民间借贷的利率进一步攀升，吸储的月利到达2%～4%。受此刺激，鄂尔多斯人掀起了一场“各人都来吃高利贷”的群众活动。有人戏言，最疯狂时，十个鄂尔多斯人中有九个是放高利贷的。
当时间，鄂尔多斯陌头充满了各类包管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和私募股权基金，大一点的企业也纷纷创建融资部，让财务职员发动自己的亲戚朋侪参加，亲戚朋侪再先容亲戚朋侪，形成一个类似传销的融资网络。
这个网络的资金并不但仅来自于放贷者的个人储备，有相当一部门是人们利用政策空间获取的住房公积金、装修贷款和购房贷款。一位担当某地商会主席的业内人士称，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规模应该凌驾1000亿元。
这笔巨款流向了房地产、煤炭、物流、旅店等行业，此中以房地财产为主。个人住宅和贸易地产的代价在高利贷的推动下节节攀升，一位开辟商说，“必须把楼价炒高，否则没办法还高利贷。”
如许的订价逻辑自然不能让外部投资者敬佩，于是鄂尔多斯人就自己买单。有报道称，九成以上的鄂尔多斯家庭都投资了房地产，他们的入市在短期内托住了整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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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利贷市场是根本托不住的。2011年5月，惠龙商贸的老总金利斌在隔断鄂尔多斯一百多公里外自己的车内自焚身亡，他曾是掌管十几亿高利贷资金的放贷人，也就是“辱母案”中吴学占那样的脚色。
这之后，鄂尔多斯的高利贷市场开始紧绷，一些房地产开辟商出现资金链断裂，到2012年夏，大量项目歇工，房地产老板东躲西藏，到了8月份，市场全面恐慌，家家户户开始讨债，房地产开辟商的资金链进一步断裂，房价大跌，恶性循环开始，整个“高利贷”市场崩盘。
这种高利贷怒潮并不但发生在都会，农村也有，而且同样疯狂。
东园子村是内蒙古翁牛特旗的养牛先辈村，也是旗农村名誉社的重点扶持对象。2008年，名誉社进步了对东园子村养殖户的贷款额度：5万的进步到15万，15万的进步到30万，30万的进步到60万。
这之后，意想不到的变乱发生了。受金融危急影响，到东园子村收牛的外地客商大量镌汰，而饲料的代价却因偕行的涌入一起上涨，养牛变成了一个亏本交易。
养牛赔钱，手里又有那么多贷款，接下来怎么办？
东园子村养殖户的选择是向同属翁牛特旗的树模牧场放贷。
树模牧场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地区，养牛业远不及东园子村，但这里的村民很想养牛，创建与东园子村一样的今世化牛棚。本地向导在一次集会上向村民们答应，只要他们盖起今世化牛棚，养上牛，上边就给他们批养牛贷款，一头牛给4500元。
这之后，树模牧场的村民们开始热火朝天地大建今世化牛棚，资金则告急泉源于东园子村。
东园子村的村民不但将名誉社发放的贷款转贷给树模牧场的村民，而且把以往的储备也拿出来放贷，乃至跟亲戚朋侪高息吸储。然后，他们把钱交给本村的几位资金中介，这几位资金中介再在树模牧场找一两位资金中介，把钱终极贷给树模牧场的牧民。
在这个过程中，黑社会也卷入进来。大部门树模牧场的借贷者都遭受过黑社会的恐吓，有人还受到暴虐荼毒，比如泰半个身子被埋在雪里，脸被打得没了人形，当时零下三十多度。
几个月后，树模牧场的村民发现利钱越滚越高，自己根本还不上，便弃家逃债。与此同时，名誉社在发现养牛贷款被转为高利贷后也收紧了贷款，高利贷的资金链一下子断了。这之后，东园子村的资金中介也开始逃债，此中最早的资金中介石成山干脆向警方自首，躲进了监狱，而那些乞贷给石成山的人则举着借单到处找他，有的人乃至实行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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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起高利贷崩盘变乱有一个共同的先兆，那就是关键的资金中介跑路、自尽或入狱，而山东冠县的高利贷市场已经出现了这种先兆，“辱母案”的首恶、冠县最大的资金中介之一——吴学占已经被捕。
一个地下财产链的形成
高利贷得以形成天气，与我国特别的金融体制有关，在这种金融体制下，各方力气相互相助，形成了一个地下财产链。
银行业在我国是把持行业，固然也有一些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但那只是一种“有益的增补”，无关宏旨。国有银行贷款的告急对象是大型的国企和民企，中小企业能分到的份额很少。
华商韬略查阅的数据表现，克制2014年，中小业占天下企业总量的94%，但其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却仅为团体份额的17.5%，而且，有95%的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钱。在这种局面下，中小企业生存非常困难，很容易倒闭，均匀寿命只有2.5年。
为了生存下去，从银行贷不到钱的中小企业会很自然地转向民间借贷，即便是那些能贷到钱的中小企业，也要经常从民间借贷那边得到短期周转资金（俗称“过桥贷款”）。
比如，一位小企业主从银行贷的200万立刻要到期，但他手头上只有50万，还差150万，他只有先还上之前的200万，才气夺取到银行的续贷。这时，这位企业主就必要向民间借贷先借150万，得到银行的续贷后，再还给民间借贷。这种业务俗称“倒贷”，是民间借贷的一种通例业务。
民间借贷的利益是放贷快、资金量大，乃至不必要抵押，打个借单就能拿到钱，弊端则是利率远远高于银行贷款。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年利率凌驾36%（即月利3%）就属于高利贷。按照这一规定，实际中的绝大部门民间借贷都属于“高利贷”，也就是说，民间借贷从团体上是不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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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做上述规定原来是想掩护乞贷人的优点，但着实际结果却侵害了乞贷人的优点。由于身份不正当，民间借贷策划者只好将利率进一步推高，并雇佣黑社会来保障“条约”的实行，这就让中小企业在融资时陷入更加倒霉的田地。
一样寻常环境下，民间借贷体系会悄无声气地运行，借贷两边由于对相互都有必要，且利率一样寻常不会走得太高，以是不会惊扰官方，更不会成为消息焦点。但如果需求井喷，这个市场便会冲破均衡，进入一种失控状态，表现为一种群众活动式的高利贷怒潮。
需求的井喷一样寻常由经济连续下行引发，这一时期，银行会收紧对企业的贷款，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的老板为了接济企业而借贷，而这种大规模借贷又将利率推高到一个离谱的田地，也就是无论怎样都还不起。
到了后期，借高利贷的中小企业告急借高利贷来还高利贷，然后再借新的高利贷来还上一笔高利贷。这是一种怪诞的举动，但从高利贷体系内部来看，它却创造了新的、更大的需求。
山东冠县的高利贷市场就属于这种环境，它与温州2011年从前的高利贷市场是一样的，中小企业主为了救实业而借高利贷，但所借的高利贷厥后没有效于救实业，而是还了高利贷的利钱。也就是说，在这种局面下，高利贷已经起不到资助中小企业的任何作用。
除了市场下行之外，某个地区老百姓的执念也会催生高利贷怒潮，比如鄂尔多斯全民通过高利贷致富的狂想，以及树模牧场村民对于没影儿的“养牛贷款”的理想。固然不管因由怎样，结果都一样。
需求井喷之后，供给会立刻跟进，而这种跟进又会形成一种金字塔型网络：相当一部门人既是借高利贷的，又是放高利贷的，就像传销构造中很多人既是上线又是下线。这类人是整个高利贷体系的骨干，他们对整个体系高度依靠，不盼望体系团体崩盘，由于那意味着他们将成为接盘侠。树模牧场的资金中介哈斯其木格在担当采访时说，“厥后没有办法了，必须在恶性循环中循环着，然后想逐步退出来。”
痛惜这时的高利贷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自我吞噬体系，险些没有人可以满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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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资金供给的不但包罗寻常老百姓，还包罗银行以及一些容易从银行得到贷款的大企业或政策性企业。
民间借贷公司一样寻常都有一些银行内部关系，这是做“倒贷”业务所必须的，而银行也会与民间借贷公司保持肯定接洽。比如有一笔银行贷款，企业方面短期内还不上，民间借贷如果不提供过桥资金，这笔贷款就会成为呆坏账，这对于相干负责人非常倒霉，他们盼望民间借贷先帮企业还上本息，然后“续贷”给那家还不起钱的企业。
除了这种相助之外，一些银行内部职员还会资助民间借贷公司，以符合国家政策的方式从银行体系得到贷款。银行内部职员之以是自己不直接向中小企业贷款，是由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太低，相应的风险又太高，同样一笔钱，如果能贷给大企业，固然不会贷给中小企业。但与民间借贷公司相助就管理了这个题目：一方面，民间借贷利率远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从而分摊了贷款风险；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公司的暴力催债低沉了坏账率。
于是，大量银行资金通过具有借贷本领的大企业，以及一些国家扶持的政策性企业流向民间借贷公司，这乃至成为一些大企业的告急红利项目。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之间悬殊的利率差，使得这种套利买卖险些无法克制。而参加者也像上文提到的那些资金中介一样，对整个体系非常忠诚：谁也不会自断财路。
即便银行内部职员偶尔参加，这种套利买卖也会产生。在内蒙古翁牛特旗的高利贷怒潮中，农村名誉社为扶持东园子村的养牛业扩大贷款额度，但养殖户却将贷款投入了高利贷体系。
前几年，一位做过高利贷、外号“姚将军”的人在担当采访时说，“我估摸着如今的活动性告急，也是由于高利贷造成的。银行放贷出来的钱，有相当一部门进入了高利贷渠道，尤其是城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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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在银行大幅收紧贷款时，这些资金也会很快回流到银行体系。这时，如果个体参加者的资金跟不上，高利贷体系崩盘的时间就会提前。
“官银”也是高利贷的资金泉源之一，所谓“官银”就是个别政府公职职员的灰色收入。相干报道对于“官银”的形貌不多，一位恒久研究民间借贷的状师说，“这个题目欠好说，我如今也没有把握到证据，但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就如许，各种力气在一种特别的金融体制下，形成了一条颇具规模的地下财产链。
怎样破局？
“辱母杀人案”将民间借贷的生态摆到了台面上，对于怎样冲破这种生态，舆论出现了分歧。华商韬略总结如下：
一种观点以为，既然民间借贷险些都是高利贷，而且会带来涉黑题目及高利贷怒潮，就应该严肃打击全部凌驾法定利率的民间借贷，对于吴学占如许的人应该见一个抓一个。
这是一种很盛行的观点，它符合大众淳厚的道德观念，然而却管理不了题目。高利贷产生的根本是中小企业存在茂盛的融资需求，而现有银行体制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别的，国家又通过法律规定将民间借贷推到了不正当的田地。如果国家进一步打击民间借贷，利率就会进一步攀升，由于需求没有镌汰，而策划风险却加大了，末了的结果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恶化。
另一种观点则以为，既然“不正当”的身份是民间借贷利率走高的告急缘故因由，那么干脆让民间借贷完全正当化，国家不再管制民间借贷的利率，让市场自由调治。更激进的主张则是，彻底开放银行业，让国有银行继承服务大企业，把中小企业这块留给民间的小银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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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这种观点的人一样寻常是经济学者，他们经常以美国的银行体系作为例证：美国约莫有8000家银行，此中有7000多家是服务中小企业的小银行，也都是民营的。这些经济学者以为，既然人家能搞得好，我们也能搞得好，市场规律是一样的。
不外，政府对于这种观点持保注意见。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态度之以是始终没有根天性改变，在于它有两大担心。
一是一旦全面放开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管制，民间借贷就会跟国有银行争取储备，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
二是民间借贷的策划者缺乏责任感，动不动就跑路、自尽或躲进监狱，把烂摊子留给政府，一旦完全放开，岂不是要天下大乱。
对于政府的担心，经济学者们以为大可不必。其一，在政府管制民间借贷利率的环境下，民间借贷已经跟国有银行争取储备了，只不外处于地下争取状态；其二，进步民间借贷策划者责任感的最妙本领是羁系，政府只要管住其资源富足率，就不会出大事，如今之以是出大事，是由于它处于地下运作状态，羁系部门根本羁系不到它。
只管这些经济学者讲得头头是道，但放开对民间借贷的管制短期看仍只是一个假想。当下最告急的题目是，如安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下，防止出现又一波群众活动式的高利贷怒潮。
高利贷怒潮发生的先兆是经济连续下行，央行紧缩银根，银行收紧贷款，而这种先兆如今好像已经出现。
3月2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现，多年的量化宽松已经到了周期的尾部，以后的“货币政策不再是宽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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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银行方面也发布了坏消息，招商银行、安全银行、中信银行克日发布的2016年年报表现，三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在连续上升，此中，招行的不良贷款率从1.68%上升到1.87%。
人们不禁会问，银行以后会大幅收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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