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金融危机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4 00:31:50

　2007年8月，我担当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约请，从北京前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到被广泛“评估”为全美“智库”第一的这家机构做“访问研究员”。

　　到华盛顿前，美国刚发生了“次贷危急”。作为“非经济学家”，“次贷”这个概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当时，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一年后的2008年9月，这场美国“次贷危急”居然演变玉成球“金融危急”。

　　金融危急成为已往8年来最为庞大的变乱，对环球经济影响深远。直到本日，环球经济都在为这场危急埋单。

　　中国软气力

　　我在布鲁金斯开始学习研究，第一个打仗的奇怪人物不是学者，而是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2007年下半年，美国总统竞选就已经风起云涌地开始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谁是奥巴马，根本不知道，纵然旅美华人，也顶多只有少数听说过奥巴马这个名字，即美国年轻的参议员。

　　布鲁金斯学会深深到场了美国总统推选，我知道的是，奥巴马和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都使用布鲁金斯学会做竞选。访问学者是看风景的，奥巴马和希拉里都是当时布鲁金斯学会的风景。远远地，我知道了谁是奥巴马。

　　2008年4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卜睿哲博士领导我们5位访问研究员到西雅图研究访问时，美国总统竞选形势白热化。这次独特的美国总统竞选是我们与美国偕行和朋侪之间谈天的共同话题，记得卜睿哲在西雅图告诉我，不出不测，美国民主党会选择奥巴马而不是希拉里，而美国共和党不管谁来对付奥巴马，都不会赢。他的意思是，你们中国必要面临美国汗青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

　　姜是老的辣。卜睿哲的话果然在2008年盛夏（美国两党天下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和初秋（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应验。奥巴马于2009年1月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四川“5·12”大地震后，在美国的很多我认识的中国学者、门生都非常难过。在布鲁金斯学会给我们厥后举行的结业研讨会上，主持人卜睿哲还提到四川地震，对中国大地震造成的巨大伤亡体现哀悼。

　　2008年8月，北京举行奥运会，环球瞩目。在美国，我没有看到实况转播，但看了美国电视上的北京奥运消息。北京奥运会却让我在美国更忙，由于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题目研究中心（CSIS）都找我约稿，让我批评北京奥运与中国软气力之间的关系。

　　此前，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做了《关于中国软气力》的专题陈诉。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传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初次造出“软气力”（soft power）这一术语。我随后算是第一批先容和批评“软气力”的中国学者。进入21世纪，随着中非关系的升级，随着“中国宁静崛起”和“中国崛起”的讨论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话语之一，“中国软气力”成为焦点话题。

　　对“中国软气力”的关注，至少反映了如下两点美国环境：第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关切（包罗担心和焦虑，以及故做文章），从经济、军事、科技发展到更深入的方面，有的美国学者乃至以为“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等“寻衅”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第二，是范例的用美国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观察中国的例子，“软气力”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焦点概念。

　　在中国举行奥运会的时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发生武装辩论。当时的中国由于奥运会没有很好地关注俄格辩论，但是，美国媒体和智库，包罗布鲁金斯则似乎比中国更充实地注意和批评了俄格辩论，以及对美俄关系的影响。

　　我们6位同期访问研究员中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科学院天下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通过他，我也认识了一些经常来布鲁金斯学会加入研讨会的俄罗斯高级外交官。我乃至听说，俄罗斯人在与格鲁吉亚打仗前，就把持有的美国财政部国库券差不多都脱手卖掉了。

　　一场危急改变的

　　2008年9月15日，一连一年多的美国“次贷危急”不光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病情恶化，只管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制造了厥后的名言“大者不能倒”，但金融巨子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危急全面发作，且一发不可摒挡，成为不绝影响到本日的最大变乱。

　　不外，美国金融危急发作的2008年9月15日，我离开美国返国，旋即到德国都城柏林加入德国国际题目研究所（SWP）一个关于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研讨会。在柏林，看到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德国《明镜》等报刊上关于金融危急的大量可骇报道。与会的西欧学者很多跑题，即抛开了亚洲话题，转而涉及正在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急。

　　金融危急之后，我从网上得知，包罗布鲁金斯学会等领先美国智库在内，放下别的焦点话题，险些全面转向金融危急。

　　在我厥后对美国金融危急的观察和研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时任欧洲中心央行行长特里谢于2009年10月在美国外交关系学会（CFR）陈诉中指出的：金融危急超出了现有经济学教科书知识范围，办理本次金融危急没有教科书答案（大意）。

　　2014-2015年，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急变得愈来愈严肃。希腊与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构造之间的对抗和辩论加剧了。但是，到底怎样办理希腊危急？有不少批评家指出，无论是希腊，还是德国等欧洲人，仍然用老旧的办法，而不是21世纪创新出来的方案对付希腊危急。

　　看来，2008年金融危急以来，社会科学及其转换出来的公共政策范式，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失灵、实效和失败的局面。为相识决题目，面向将来，必须有环球化期间的新的社会科学范式，尤其是新的在各个条理上的管理之道。

　　环球管理的理论差别于国际关系理论，是新的社会科学之一。办理包罗金融危急在内的新的环球寻衅，更加必要环球管理。

　　1997年，亚洲部门国家（韩国、菲律宾、印尼等）发作金融危急。为了在环球条理上应对金融危急，德国等欧友邦家发起在1999年创建了G20，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成为G20的首创国。

　　G20是环球管理，而且是务实并充满愿景的。

　　从1999年到2008年，G20岑寂无闻，只有财长和央行行长聚会会议。但2008年金融危急大敌当前，美国当时的总统、英国宰衡、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以及七国团体（G7）束手无策。就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同等想到了G20，决定发起G20其他国家同意让G20升级为政治首脑聚会会议（峰会）。即将下台的美国总统小布什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届G20峰会，而英国宰衡戈登·布朗则接过美国的主席国，于2009年3月召开了第二次G20峰会。这两次G20峰会均为告急峰会。中国国家元首胡锦涛加入了这两次峰会，中国当局决定全面加入以G20为框架的国际多边为办理金融危急付出积极。

　　2009年1月就任的美国奥巴马当局的主要外交任务是器重G20，对付金融危急的寻衅。奥巴马加入了G20伦敦峰会，并于2009年9月在美国老工业都会匹兹堡举行了第三次G20告急峰会。匹兹堡G20峰会发表的连合声明规定：“G20是告急的国际经济相助平台”。这意味着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管理天下经济的小多边论坛G7不得不让位于G20。

　　然而，国际政治远比天下经济复杂。匹兹堡聚会会议公布的G20的任务不绝到如今也没有告竣。G7继续存在，且试图在G20中发挥主导作用。

　　2010年的G20峰会在韩国举行。这是初次新兴国家和亚洲国家举行的G20峰会。这次峰会告竣烈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包罗IMF和天下银行）的协议。但是，自首尔峰会以来到如今，5年已往了，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IMF）的改革告急由于美国的不作为而搁浅。

　　大国的国际领导权

　　新兴大国，告急是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以及厥后的南非（这五国构成所谓“金砖”相助）连合起来，在G20中举行峰会；同时，金砖相助从2009年在俄罗斯举行第一次峰会，到2015年金砖峰会又回到俄罗斯。金砖相助成为与G7并存的新兴环球管理机制。在G20中，G7和金砖相助形成引人注目标互动，乃至是玄妙的政治对抗。

　　自从G20峰会在G20中诞生，我就开始深入研究G20，在美国、欧洲、亚洲和中国国内比及场了很多关于G20的研讨会，发表了不少关于G20的批评先容和研究文章。这8年，我居然成为了一个“G20题目专家”。

　　中国在2015年参加了G20的实行机构“三驾马车”，并为2016年担当G20轮值主席国做准备。2017年，中国仍然将留在G20“三驾马车”中。也就是说，从2015到2017年，是G20的中国领导时间。已往，中国在环球变乱中很难谈得上“国际领导”，但是，金融危急的发作和中国经济在环球经济中告急性的上升，使中国不得不继续国际领导。

　　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国际体系中，负担着国际领导责任。这里的国际领导，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利的最告急一部门，即国际领导权、国际领导职位和国际领导作用。

　　然而，暗斗竣事后的一段特定汗青时期，中国的国际领导作用不是很显着，贵为连合国安剖析常任理事国和天下经济大国的我国的国际领导权有限。而且在“闭门不出”外交政策下，我国在多数的国际过程中“不带头”。但中国究竟是大国，不光不能自动放弃国际领导，而且必须夺取和加强中国的国际领导权。我在2010年就发表了一些论文，命令改善、办理中国在国际变乱中的领导题目。

　　金融危急为加强、进步中国的国际领导职位提供了汗青机会。中国对G20峰会的全面到场，以及在当局间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构造）的改革上发挥了肯定的国际领导作用，为环球管理的盼望做出了贡献。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在东南亚的印尼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提出陆海相连、中国与天下对接的“一带一起”筹划。这一筹划提出后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不管是接待、担当还是疑虑乃至反抗，“一带一起”改进了中国的国际领导权。亚洲和环球都看到了中国规复了国际领导本领。

　　中国发起建立的多边的当局间国际金融构造亚投行（AIIB）可以说是已往8年最具戏剧性的发展，彰显了中国金融外交的结果与乐成。细致研究亚投行在2015年6月通过的《章程》，纵然亚投行的猜疑者，也不禁对亚投行将来的乐成充满信心。这一《章程》受到国际好评，是中国国际领导的详细体现。

　　从中国在G20中发挥领导作用到“一带一起”，从改革国际金融构造到发起组建新的多边构造，至少在经济和金融范畴，中国已经有了让我们自尊的国际继续和国际领导。这是汗青性的，由此，毫无疑问，增长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软气力”。

　　2015年7月22日，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发言称：中国人搞天下一流的国际构造，从前是不敢想的，也是不会有的，但本日，亚投行正式建立的准备工作停当，即将在2015年年底展示在亚洲和天下眼前。金立群指出：中国要办就办成一流，而且差别于现存的天下银行，要不就不办。固然他也指出，这不是“寻衅”已有的天下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但中国人不应该粉饰自己主理亚投行的国际政治目标，只是中国人有须要向天下声明自己的政治目标：亚洲在新的汗青条件下必要底子办法投资银行，现行的天下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不敷；中国要动员亚洲地区的共同富裕；中国塑造和生产新的国际规则，让这些国际规则管理天下，包罗亚投行在内，按照国际规则运行，符合管理、环境、劳工等国际标准，而且亚投行将贯彻更高的国际规则。

　　已往的8年，天下经济风云荡漾，非常复杂。

　　“这是最好的期间，这是最坏的期间；这是智慧的期间，这是愚笨的期间；这是信奉的时期，这是猜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候，这是暗中的季候；这是盼望之春，这是扫兴之冬；人们眼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眼前空空如也；人们正在直登天国，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作者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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