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公司十八年漫漫申诉之路，这起案件为何至今悬而未决？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25-8-29 07:31:18

2025年7月15日,315维权服务中心记者烎翚鲭燚接到一份落款为 “中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旗下三家子公司”、由法人代表张国勇实名签署的举报信，再次递至四川省纪委监委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信中直指原广元市职能部门在 2005——2007年间，通过“阻碍融资、扰乱经营、滥用公权、非法抓捕企业高管、胁迫资产过户” 等系列操作，侵吞企业3.05亿元资产，导致 3000 余名员工一夜之间下岗，全国罕见；更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曾被纳入“十八大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带案督办清单”的案件，历经18年信访与司法申诉维权，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
截至 2025 年 6 月，张国勇的举报已获四川省纪委监委确认，相关信访事项先后被转交广元市信访局、广元市执法部门处理，但企业与员工期盼的 “公道”，仍在等待中，经过记者长达一个多月的走访核实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广公司：从“破产企业拯救者”到“资产侵占受害者”
回溯事件起点，中广公司的诞生与经营，本是一场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正面样本。
1999年，依据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1999）12号文件，原广元市纺织厂被纳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计划。同年12月6日，广元市拍卖有限公司对该厂经营性破产资产公开拍卖，中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8500万元竞拍成功，拍卖结果由“广拍成字（1999）字第206号”正式确认。2000年初，中广公司在广元注册成立，随即与清算组签订《广元市纺织厂破产资产收购协议》，全面接收资产、安置职工并恢复生产 ——当年即实现盈利，打破了 “破产企业难盘活” 的困局。
截至2007年5月，中广公司的经营成绩单堪称亮眼：累计安置职工7300余人，上缴各类税费超5000万元，支付职工安置费用3500多万元；股东额外投入5000余万元用于技术改造，将企业规模从5万锭扩大至6万锭。举报材料明确指出：“中广公司通过合法拍卖取得资产，无任何违法违规情形，与政府无不正当利益关联，合法权益理应受法律保护。”然而，这份“合规经营”的底气，却因企业手中“400 余亩广元市中心核心地块”的资产，成为原广元市政府觊觎的目标，一场针对民企的 “权力围猎” 随之展开；
二、四步“权力组合拳“：原广元市政府被控非法侵吞资产
举报材料详细还原了2005-2007年间，原广元市职能部门徇私枉法涉嫌滥用公权、侵吞中广公司资产的四大关键步骤，每一步都直指企业经营命脉：
（一）2005年：蓄意阻碍融资，掐断企业“现金流”
彼时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纺织行业却陷入低迷，中广公司资金紧张。为缓解经营压力，企业计划以市中心400余亩土地办理抵押登记，向银行申请贷款。但举报信称，原广元市职能部门“恶意阻挠”，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国土局、房管局拒绝办理抵押手续 —— 即便中广公司已在华夏银行成都分行获得授信额度，最终仍因政府干预无法融资，“严重阻碍企业健康发展”；
（二）2006年底——2007 年 3 月：煽动职工闹事，制造经营混乱
2006年12月，中广公司为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经营进行机构精简，该举措获95%员工支持。但个别下岗员工上访后，其主要领导被指 “恶意煽动”：不仅对下岗员工称 “回到原岗位，工资不能少发”，更鼓动 “把企业闹停产，政府才好插手”。
2007年3月，广元市职能部门直接安排“维稳组”进驻企业，带领 20 余名下岗职工与企业经营班子及3000名在岗员工对着干。更甚者，政府所谓的“维稳组”无视企业党委、工会、经营班子及股东，擅自指定闹事职工为企业“职工代表”，并指使他们提出企业无法接受的诉求和条件—— 举报信直指此举 “蓄意制造混乱，为侵占资产做准备”；
（三）2007年5月：无证据逮捕6名高管，羁押270余天
2007年5月21日，原广元市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市执法部门以 “解决企业遗留问题和企业发展问题”为由，通知企业法人张国勇到市政府开会。但会议的主题，市公安局长宣布，经接到举报中广公司“涉嫌职务侵占、合同诈骗、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等等多种罪名，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限制企业法人张国勇及企业高管人员离开广元，并强迫其在告知书上签字。次日（5月22日），广元市执法部门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罪名”逮捕企业原董事长曲昌顼、常务副总经理张德章、副总经理王昌君（时任人大代表）、财务部长陈蓉等6人，关押时长达270天。举报信强调：“直至企业资产被强行过户后，6名企业高管人员才被无罪释放 —— 抓捕本质是‘先抓人、再找罪名’的胁迫手段。”；
（四）2007年5月29日——30日：深夜胁迫签协议，强行过户资产
6名企业高管被关押期间，原广元市职能部门露出了“侵吞资产”的最终目的。2007年5月29日14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以“企业未支付部分职工安置费”为由，抛出《抵偿协议书》，要求收回企业全部资产，并以“不签字不能离开或逮捕张国勇”相威胁。
举报材料中，多位职能部门的官员的言行被详细记录：
原广元市某职能部门的主任甘群强硬表态：“这个方案你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面对张国勇 “重大资产处置需三分之二股东同意” 的《公司法》主张，原法制办主任李强才回应：“你签了就行了！”
深夜23时，在“自身将被逮捕、6名高管已被羁押”的双重压力下，张国勇逼迫无奈签字。次日凌晨，甘群又带领执法部门的人员到拘留所，以“签字即可获自由”为诱饵，逼迫子公司法人王昌君在拘留所签字。5月30日，国资委、法制办人员在法人代表张国勇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取走公司印章，联合房管局、国土局完成资产过户 ——中广公司3.05亿元资产，就此被“合法”掠夺走；
三、18年申诉困局：信访被搪塞，司法遭干预
资产被侵吞后，中广公司开启了长达 18 年的申冤之路，但每一步都充满阻碍：
（一）中央督导 “表态积极，事后不作为”
2009年，国家信访局将此案列为重点交办案件，并派人赴四川、广元督办，却被原广元市各大职能部门的人“搪塞、敷衍、欺骗”，问题毫无进展。2012 年，此案被纳入 “十八大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带案督办清单第 13 条”。面对中央督导组，原广元市职能部门承认“处理中广公司问题存在过急和不妥之处”，承诺“全面核算企业资产与职工安置费用，客观公正解决问题”。中央督导组明确要求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加快处理、不能久拖不决”—— 但举报信称，广元市的职能部门 “仅做表面文章，事后完全不作为”，承诺沦为空谈；
（二）司法程序成 “走过场”，职能部门施压致判决不公
中央督导后，原广元市曾成立以政法委书记邓光志为组长的 “中广公司遗留问题信访工作组”，约定由市国资委与中广公司共同委托第三方评估资产，按 “多退少补” 原则返还企业资产。但当企业要求兑现承诺时，2016-2021 年任广元市委主要领导的官员却 “诓骗企业”：“前届政府所为，本届处理有风险，建议走司法程序，法院判了好执行。”信以为真的中广公司提起诉讼后，剧情却急转直下：原广元市委主要领导、政法委书记、市法院院长、国资委主任共同赴四川省政法委、省高院 “汇报工作”（举报信称实为 “施压”）。最终，法院对 “执法部门非法抓捕高管、政府胁迫签字” 等核心证据 “不予采信、不予认可、不予支持”，一、二审均判决 “广元市职能部门的侵权行为不成立”。“职能部门靠干预司法‘赢了官司’，就更有恃无恐，该返还的资产拖了一年又一年。” 张国勇在 2025 年 6 月 19 日与广元市国资委工作人员的座谈中无奈表示，“司法公信力被严重损害，我们的维权路被彻底堵死”；
四、最新进展：举报已转交公安经侦，18 年冤案待破局
2025年6月，事件迎来新的进展：
6月10日，四川省信访局向张国勇出具《告知书》，明确其信访事项已转交广元市信访局处理；6月16日，广元市信访局再次告知，信访事项（编号：J5100002025061004997X）已转送广元市公安局；6月18日，广元市信访局发布《专门程序处理告知书》（广公信告字 (2025) 004 号），称案件已转广元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按法律程序处理；6月19日，广元市国资委社会责任科工作人员刘尧等赴四川溢阳实业集团（与中广公司相关），与张国勇座谈了解情况。刘尧表示“将按流程反映情况、加快办理”，张国勇则重申 “案件事实清楚，坚信法治会还企业公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5年5月18日补充提交的举报信中，张国勇还专门指控原广元市国资委主任甘群“滥用职权、中饱私囊”：称国资委主任甘群早在 2006 年4月就制定了怎样收回企业资产的内部“绝密方案”，计划通过“民事、行政、刑事多种手段” 收回中广公司资产，后续更私自贱卖企业原料、设备、土地，造成近2亿元损失，且与陕西伟达集团存在“利益输送嫌疑”；
五、诉求与追问：民企权益何时能真正“受保护”？
张国勇在举报信中明确提出三点核心诉求：依法追责：彻查原广元市职能部门、执法部门 “非法抓捕 6 名高管、限制法人自由、胁迫签字、侵吞资产” 等行为，追究相关人员违纪违法责任；返还资产：按 2007 年《抵偿协议书》约定、中央十八大督导组要求及双方确认的评估结论，返还被侵占资产及相应利息；恢复名誉：为被非法抓捕的企业高管恢复名誉，消除负面影响。
这起持续18年的案件，不仅是一家民企的 “生存危机”，更折射出民企权益保护、司法独立与政府公信力的深层问题：为何中央督导组督办的案件，能被地方的职能部门“拖延18年”？当地方政府既能“动用公权力抓捕企业高管“，又能“干预司法判决”，民企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障？从 2007年至今，中央多次强调“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为何广元这起案件仍陷“维权无门”的困境？如今，中广公司18年等待，能否迎来转机？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是否会启动 “专案调查”，揭开资产侵占、司法干预的真相？
记者后记：
这起由中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国勇实名举报的案件，暴露出地方治理中权力滥用与法治困境的深层矛盾。结合案件细节与现有信息，可从以下维度剖析：
一、案件性质的严重性与特殊性
系统性权力滥用
举报信指控原广元市职能部门在 2005-2007 年间通过 "阻碍融资、扰乱经营、非法抓捕高管、胁迫资产过户" 等手段侵吞企业资产，涉及多个行政环节的协同操作。这种 "组合拳" 式的权力滥用，反映出地方权力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共同体。类似案例显示，地方官员通过操纵资产评估、干预司法等方式转移国有或民营企业资产的现象并非孤例，沈阳、丽江等地均有官员因滥用职权导致数亿元资产流失的判例。
司法与信访的双重困境
案件被纳入 "十八大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带案督办清单" 却历经 18 年未决，凸显出信访制度在地方执行中的梗阻。根据《信访工作条例》，信访事项应在 60 日内办结，但本案多次被转交广元市本地部门处理，形成 "运动员兼裁判员" 的利益冲突。这种 "属地管理" 原则在实践中可能异化为地方保护工具，导致中央督导权威被消解。
社会影响的广泛性。
3000 余名员工下岗引发的群体事件风险，使本案超越单纯的经济纠纷，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政治问题。参考大连 2025 年信访积案专项行动经验，类似涉及民生的重大案件需中央层面介入才能打破地方利益僵局。
二、制度性障碍与执行漏洞
地方保护主义的顽固性
广元市作为被举报主体，其下属信访局和经侦支队的调查难以摆脱利益关联。四川省纪委监委虽确认举报，但未公布调查进展，可能因案件涉及地方财政、就业等敏感问题，需平衡稳定与追责的关系。这种 "内部消化" 模式在国有平台公司腐败案件中尤为常见，如四川能投集团原董事罗毅案中，涉案企业长期存在利益输送却未被及时查处。
法律程序的复杂性
企业资产被侵吞的法律认定需依赖审计、司法鉴定等专业程序，而 18 年间证据灭失、人员变动可能增加查证难度。此外，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如中广投资控股北京分公司、福建中广投资）的状态，可能导致主体资格争议，影响司法救济路径。
举报人权益保护的缺失
张国勇长期举报可能面临压力，但目前无信息显示其获得有效保护。根据《监察法》，举报人有权要求保密，但实践中地方部门推诿现象普遍。参考中广资本因违规荐股被处罚的案例，企业负责人在维权中可能同时面临民事赔偿与刑事风险，形成 "二次伤害"。
三、破局路径与制度反思
中央层面的垂直干预
本案需突破 "属地管理" 限制，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定异地管辖，或通过巡视巡察直接介入。参考 2025 年石峰区信访工作要点中 "提级办理" 机制，对涉及地方主官的重大案件应建立跨层级监督通道。
司法独立性的强化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本案列为再审案件，由巡回法庭提审以排除地方干扰。同时，需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对资产流失进行重新评估，确保司法鉴定的中立性。
信访制度的结构性改革
应建立信访案件 "双轨分流" 机制：对涉法涉诉事项强制导入司法程序，对行政不作为类诉求由上级政府直接督办。四川省可借鉴大连市 "纪法信联动" 经验，将信访积案化解与地方官员考核挂钩，倒逼责任落实。
企业合规与风险防控
中广投资控股及其关联企业的吊销状态提示其存在历史合规问题。参考中广系资本运作教训，民营企业需完善公司治理，避免过度依赖地方政府资源，同时建立内部举报机制以防范高管道德风险。
本案是观察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典型样本。其久拖未决的核心症结，在于地方权力结构与中央法治权威的张力。要打破这一困局，需在制度设计上强化中央督导的刚性约束，在执行层面建立跨区域的司法协作机制，并通过技术手段（如区块链存证）确保证据链的完整性。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个案正义与制度进步的双重目标，避免类似案件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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