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瑞敏先生与海尔的股权关系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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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众谈及海尔，张瑞敏的名字常与“创始人”“灵魂人物”紧密相连，却极易陷入“张瑞敏拥有海尔”的认知误区。若仅从股权关系审视，真相截然不同：张瑞敏从未持有海尔集团控股权，亦非任何海尔系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与海尔的深层联结，恰在于他亲手设计并践行了一套“去个人化、员工共治”的股权制度，将自身从传统意义上的“所有者”彻底转化为生态体系中的“普通创客”。本文立足工商登记、上市公司公告及海尔官方披露，系统厘清这一被长期误读的股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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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溯源：国有体制下的职业经理人定位（1984–2020）
1984年，张瑞敏临危受命出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时，企业为青岛市二轻局下属全民所有制单位，产权归属国家。其后历经“海尔集团公司”成立（1991年）、青岛市国资委100%控股（1990年代改制），张瑞敏始终以职业经理人身份履职。在长达三十六年的掌舵历程中，他虽主导“名牌战略”“国际化战略”等关键转型，但法律层面从未获得企业所有权。青岛市国资委历年持股文件清晰载明：海尔集团为国有独资企业，张瑞敏作为管理者享有经营权与绩效激励，但无股权归属。这一阶段，张瑞敏多次公开强调：“海尔是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其权威源于卓越的经营成果与组织威望，而非资本控制。
二、制度革命：2020年股权划转中的“自我让渡”
2020年12月，青岛市国资委将海尔集团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至青岛海创智、海创源两个员工持股平台，标志着海尔彻底告别国有体制，迈入员工集体所有新时代。此划转方案由张瑞敏主导设计并全力推动，其核心精神恰是“主动放弃个人控制权”。
划转文件明确：股权归属数万名在职及历史功勋员工，通过动态权益机制分配。张瑞敏作为核心创客之一，被纳入青岛海创智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LP）序列，但既非执行事务合伙人（GP），亦无特殊表决权。公开工商信息显示，海创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由继任者周云杰担任，张瑞敏仅作为普通LP持有微量份额——其权益大小取决于退休前创造的用户价值，并随“链群合约”规则动态调整。尤为关键的是，划转方案刻意规避“创始人特权”：无设置张瑞敏个人持股平台，无保留一票否决权，无安排家族传承条款。这一设计彰显其哲学内核：“企业的终极目的不是做大老板，而是成就每一位员工”。
三、上市公司层面：微乎其微的个人持股
在公众易混淆的上市公司层面，张瑞敏的股权痕迹更为稀薄。
海尔智家（600690）：作为海尔生态核心上市主体，其前十大股东长期由海尔集团（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持股约34.5%）、高瓴资本等机构占据。查阅2023年年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张瑞敏未列入持股名单；历史公告显示，其任职期间个人持股峰值不足总股本0.01%，且于退休前逐步清零。
海尔生物（688139）、盈康生命（300143）等：作为海尔集团孵化企业，张瑞敏从未以个人名义直接持股。其关联权益仅通过海尔集团间接体现，且随2020年划转后由员工持股平台统一持有。
雷神科技（836190）：虽由海尔内部创业孵化，但张瑞敏个人未参与跟投，其影响力仅限于创业文化倡导。
法律事实清晰：张瑞敏与海尔系上市公司的关系，仅为“前管理者”与“生态共建者”，无任何控制性股权纽带。
四、退休交棒：制度性退出与精神传承
2021年11月，张瑞敏正式卸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转任名誉主席。此次交棒不仅是职务变更，更是股权关系的制度性闭环：
其在青岛海创智中的LP份额，依据《创客权益管理办法》转入“荣誉创客”序列，权益比例显著稀释，且丧失决策参与权；
未设立个人冠名基金或家族信托持有海尔资产，彻底切断潜在控制路径；
公开声明强调：“我已将全部心血融入海尔制度，未来属于每一位创客”。
此举与杰克·韦尔奇退休后保留巨额股权、柳传志家族持股联想等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张瑞敏对“制度大于个人”理念的彻底践行。海尔集团官网“创始人专栏”明确记载：“张瑞敏先生推动的股权改革，核心是让渡控制权，将企业归还创造价值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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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见误读辨析：权威≠所有权
公众混淆常源于三重认知偏差：
其一，将管理权威等同于资本控制。张瑞敏三十余年掌舵形成的巨大影响力，源于其创立的“人单合一”模式、链群合约机制及文化感召力，而非股权支配。正如其在《永恒的活火》中所言：“权威应来自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能力，而非职位或股份”。
其二，误读“员工持股”为“创始人持股”。海创智/海创源是覆盖数万人的集体平台，张瑞敏仅是其中一员。2023年海尔生态内小微分红数据显示，普通一线创客年均收益可达固定薪酬3倍以上，而张瑞敏作为退休人员，其历史贡献已通过过往激励兑现，当前权益微不足道。
其三，混淆“精神领袖”与“法律所有者”。张瑞敏作为“人单合一”模式创始人，其思想通过《海尔基本法》《共赢增值表》等制度嵌入生态血脉，但法律上他与每位创客平等——用户需求是唯一“老板”，制度规则是唯一“权威”。
六、历史坐标：东方治理智慧的制度结晶
张瑞敏与海尔的股权关系，实为一场静默的制度革命。在西方企业史中，创始人控股（如贝索斯之于亚马逊）、家族传承（如沃尔顿家族之于沃尔玛）是主流范式；而张瑞敏选择了一条迥异路径：以制度设计主动消解个人权威，将企业转化为员工共治的生态共同体。
这一选择深植于中国改革语境：既避免国企“所有者缺位”弊端，又规避民企“家族控制”风险；既承接“劳动创造价值”的社会主义原则，又融合“用户付薪”的市场逻辑。哈佛商学院案例评价：“张瑞敏的伟大，不在于他拥有海尔，而在于他设计了一套让海尔不再需要‘张瑞敏’的制度”。当2023年海尔生态收入中38%来自跨产业协同，当三翼鸟场景方案由95后创客团队主导迭代，恰是张瑞敏“去个人化”股权设计的成功印证。
结语：归属之问的终极答案
“张瑞敏和海尔什么关系？”——从股权关系考察，答案清晰而深刻：
他从未是海尔的“所有者”，而是海尔制度的“设计者”；
他主动让渡控制权，将自身转化为生态中的“普通创客”；
他的名字与海尔紧密相连，非因资本占有，而因思想奠基与制度创生。
在资本崇拜盛行的时代，张瑞敏以三十余年实践诠释：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不在于积累多少股权，而在于能否构建让平凡人成就非凡事业的制度土壤。当数万海尔创客在链群合约中自主创业，当“人的价值最大化”从口号落地为股权规则，张瑞敏与海尔的关系早已超越世俗的“归属”范畴——他将自己化为制度的火种，点燃了属于全体创造者的星河。这或许正是东方智慧对现代企业治理最温暖的启示：伟大企业的终极归属，不在创始人名下，而在每一位被赋能的创造者心中。
本文摘自今日头条《张瑞敏与海尔的股权关系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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