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里的开国大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
提起“开国大典”，人们自然联想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时的难忘景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举行的第一次开国大典。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18年，即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赣南偏僻的山坳小城瑞金，也举行过一次场面热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当时主持那次“开国大典”的毛泽东、朱德等人，也正是1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角。人们不得不惊叹: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竟成为1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预演！
一、新型共和国的酝酿与筹备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她建立之初，就不隐瞒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崭新的人民政权。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较长时间里，还无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府。30年代初，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苏维埃运动的开展，共产国际出于革命斗争策略上的考虑，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张。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函中共中央，提出“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的任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李立三等，立即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着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筹备工作。1930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先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再讨论正式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5月20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作出了在本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决议。为实现这一计划，大会决定由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少共中央等9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临时常委会，具体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
7月中旬，“苏准会”临时常委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工作计划大纲》、《临时常委会组织大纲》等文件，决定8月20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并向全国45个党团组织、革命根据地、革命团体和红军军级单位发出邀请书，希望届时参加。但由于交通阻隔及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各地代表们不能按期到会，致使“苏准会”被迫推迟。
直到9月12日，由各苏维埃区域及重要城市选举出来的30多位代表才克服重重困难，会聚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式成立“苏准会”。会议讨论通过了“苏准会”临时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和《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等；会议宣布将原定11月7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延期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召开。
按照此前李立三的设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要在中共控制的一个中心城市召开，并在那里成立中央政府。但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意见略有分歧。1930年7月，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要求中共将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在较为巩固的苏维埃区域。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了《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建议把即将建立的革命政权定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立三打算在红军攻下长沙后，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但因为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未克，使这一计划流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地点和日程问题。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但筹备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并未停止。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提高对召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意义的认识，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奋斗。此后，《红旗日报》陆续发表了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等文件。10月18日，“苏准会”在上海开会，作出重要决议: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再度延期，由1930年12月11日延到193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
就在中共中央筹备召开“一苏大会”之际，蒋介石不仅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而且也拟定在1931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这种客观形势，使中共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把召开“一苏大会”与“国民会议”相对抗，作为更现实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31年初，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广大民众“以全力拥护苏维埃运动并反对反革命的国民会议”，抵制国民会议的选举，选派代表出席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值此之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驻在上海的远东局转达中共中央:必须责令赣南苏区尽快成立苏区中央局，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1月15日，中央苏区遵照上海临时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3月21日，临时中央常委会通过《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向全党提出了具体任务:“要使各苏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乃至全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都能在红五月中开成，而成立苏区的中央临时政府。”为此，4月17日，临时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具体指导“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
但是，从4月下旬至5月底，中央苏区处于紧张的第二次反“围剿”的战争状态，在红五月召开“一苏大会”的计划显然无法实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于6月1日发表宣言，确定召开“一苏大会”的日期:中央苏区必须在8月1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但仅仅数天后，由于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全力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这一计划再次落空。6月20日，毛泽东等人发出通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举行。
6月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东方部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认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任务。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南部苏维埃区域广大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有系统的区村（镇）与城市之中建立苏维埃政权，一直到建立这些苏维埃区域总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务。”并且对苏维埃的组织形式、选举、政权结构、苏维埃与各种社会团体的关系，党在苏维埃中的任务及苏维埃区域的守卫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再次向中共发出指示，强调要在最短的期限内，在最有保证的地区里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
9月初，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形成21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拥有250万人口和5万红军的广大根据地。同时，国民党内部由于矛盾分化，暂时无力组织新的“围剿”，苏区获得了一段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这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在共产国际的敦促下，中共中央于9月20日再次作出决议，严令“中央苏区必须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各苏区届时选派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既然“一苏大会”决定在中央苏区召开，苏区中央局便负有具体筹备这次大会的责任。9月28日，毛泽东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从永丰来到瑞金，加快筹备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共中央虽决定在中央苏区召开“一苏大会”，但并没有指定具体的开会地点及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按照原来的计划，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东进闽西，休整补充，并筹备在福建长汀举行“一苏大会”，以长汀为中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当毛泽东、朱德到瑞金叶坪后，通过对瑞金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江西瑞金比福建长汀更适合“建都”，果断地对原定部署作出调整，决定红军主力不再全部东移福建，而是留驻赣南诸县，红军总部也不再移驻长汀。
瑞金“建都”有哪些更合适的条件？从地理位置上看，瑞金处于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是当时敌强我弱条件下建立红色政权的理想之地；从经济条件看，瑞金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以保证中央机关和红军的给养；从政治条件看，瑞金长期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防，地主武装力量薄弱，民众政治觉悟高，群众基础好，自从1929年后，一直是比较巩固的红色区域；同时，瑞金离国民党军队主力较远，受敌威胁较小，相对较为稳固。正是这几方面的有利条件，促使了毛泽东等人果断地决定把即将召开的“一苏大会”及新“国都”定在瑞金。
10月3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1月7日召开一苏大会，中央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同意了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决定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