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北京仅剩7只粪桶 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
最后的粪桶：《冰点》名篇背后的知青面孔
一天晚上，我坐在家里浏览报纸，《北京晚报》上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吸引住我：一条窄窄的胡同里，一个背着什么东西的人的背影……这是什么？我贴近报纸去看图片说明：“北京还剩7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
记者王伟群去背粪工的家里，逐个长谈。伟群没有插过队，因此听起他们的经历比较新鲜。有一天，她回来对我说：“樊班长可真行！他从床底下拿出一整箱历年的获奖证书。我抽出一本看，字迹已经模糊，磕磕巴巴地正念不出来，没想到，他在旁边看也不看脱口就背出来了……”
有一天晚上，一个背粪工竟然找到报社来，要和王伟群好好聊聊。快下班了，我们几个说索性请他吃一顿饭。找到一家我们常去的很实惠的羊肉馆儿，拣实惠的点，一桌子肉菜。可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哪里吃得动，拼命劝他多吃。席间，我不由自主地认真观察，心想：他和我毕竟有同样的经历啊。两三个小时过去，终于要分手了，我们结完账，要走，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这个工人望着满桌的剩菜，说：“能让我带回去吗？孩子一个多星期没见肉了！”“当然当然。”我们忙不迭地说。心里颇为惭愧。这使我对他们的生活状态立时有了感性的认识。
——摘自李大同《冰点故事》
编者按：这是一篇1994年的陈旧报道，它是中国青年报名牌栏目《冰点》的开山之作，由于报道理念的根本转变，这篇报道开国内特稿写作风气之先。不过我们今天重温这篇报道，却是因为报道主人公的特殊身份：知青。知青群体数量庞大，历经岁月变迁后命运更是千差万别，《最后的粪桶》展现的虽然只是几个老知青的辛酸生活，但也是知青生存图景的一部分。
当年，北京还剩7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最后的粪桶
早晨6时30分，我的闹钟响了，天还是黑的。7时15分出门，气象预报说今天最低温度零下八度。
东直门外斜街，沿东北方向往前，不多会儿就到了环卫局的清洁队。进大门，院里的地面结了一层冰。清洁车喷着热水，整装待发。
上车，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剩下五六人爬上车，斜倚在后面的车罐上，旁边放了四个粪桶。
第一站在东四南大街的少儿出版社宿舍，这条大街是北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再往南，被称为“银街”。
清洁车停在街沿上，边上停着几辆奥迪、蓝鸟、桑塔纳什么的，闪着缎子般的光。几个人从车上卸下粪桶，那粪桶上宽下窄，差不多有一米高，木桶四周用铁片箍得紧紧的，瓷瓷实实。谁也没有理会周围人的诧异的目光，他们一人背一桶穿过窄道进楼群里去了。
化粪池的盖子冻上了，樊用石头砸了半天，再用铁杆把井盖挑开，上面一层是黑色的硬块，用铁杆捅半天，把硬块捣碎，然后用粪杓把它们舀到粪桶里，背桶的人下蹲，把背带背上肩，右脚一使劲站起来，桶就上肩了。
每个人背了十几桶后，第一车装满了，司机马师傅去卸粪。樊班长就带我到附近的大杂院看看那里的公共厕所。每进一个院就跟走迷宫似的，绕过各种煤堆、板房，到了院子尽头，对着一个铁皮钉上的破门，樊大喊一声：“里面有人吗？”没人答应，他就径直推开门，让我进去瞧瞧。
我已经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甚至准备好了要屏住呼吸。但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繁华现代的北京城，居然还有这样落后的厕所，地面上只有一个浅浅的坑，坑里的粪便快溢出来了，没有下水道，坑外一滩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四周是一个到处透风的简易房。樊班长和他的背班每星期必须来清扫一次，否则那院里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简直没法过日子。那天，我走了五六个院子。樊告诉我，这条街上，差不多有十几个院子都有这样的厕所。
他们一桶桶往外背，我也跟着一趟趟来回走，见他们把桶卡在一个圆环里，然后摇动手柄，桶就被抬高，等抬到一定高度，一摇把，桶向前倾斜，哗———一桶粪倒进车里了。一位师傅说，站远点，当心溅你一身。
“能溅出来吗？”
“当然，我经常被浇得满头满脸。”
我往后挪了挪，回头忽然发现，我们的车正停在一家豪华美容厅边上，橱窗里美人头像，潇洒飘逸。价格表上面写着：皮肤护理200元，纹眉140元，纹眼线160元。
“樊师傅，背一车粪你们能拿多少钱？”
“没钱，我们每月开支，多少车都拿一样的钱，现在比过去强点，全加起来差不多能有五六百。要是下粪池可以提成15％。150块钱的15％是多少？哥儿几个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五六百块钱？这甚至不够大款们一顿普通的饭费。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为什么要来干这样的工作？
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戏记住了这三人的名字。他们说一口道地的北京土话，经常把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吃”掉，可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进出北京的大饭店，谁也不认为他们是北京人。
26年前，17岁的樊宝发和哥哥拎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卷挤进了北京站月台。同行的人中，大概没有比他们更少的行李了。母亲望着儿子，一阵心酸。家里孩子多，实在没能力给去北大荒的儿子们准备棉衣，听人说北大荒冬天零下四十度，儿子要受委屈了。哥俩安慰母亲：我们是去兵团，部队会想着的。
火车徐徐开动，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殷健康、蔡三中也先后离开了故乡。
还回来吗？他们盯着缓缓驶过的东便门城楼子，突然心里一阵茫然。
10月，北大荒下了第一场雪。好大的雪啊，漫山遍野，一片白茫茫，每年打着雪仗过冬的樊宝发看呆了，这就是北大荒。三十连的六千多亩大豆被大雪盖住了，天还没亮，樊宝发拿着镰刀下地干活，曾是神气活现的康拜因被冷落在一边。为了自觉磨练意志，颗粒归仓，兵团提出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到了中午，雪开始化了，一脚踩下去，冰碴雪水顺着鞋帮进到鞋里去了。不一会儿，两脚就失去了知觉。
北大荒的地一垄有两千米，从这头望不到那头。樊宝发一天割六垄，四五亩地，晚上收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了。
1984年，樊宝发说什么也不打算在北大荒继续呆下去了。农场为了挽留他，把康拜因优先卖给他，还给了他一套新房子。这一年，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实行改革，将农场全部承包给个人，樊宝发是农场中最看好的致富能手，也是最看好的家庭农场场主。可两个月后，他把地退了，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
“为什么要回来，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希望就在前头，你却放弃了？”1994年岁末，在他北京家中那间无比窘迫的小屋子里，我不解地问他。
“没人给开支啊！”他瞪大眼睛。
开支？我也睁大眼睛。只一刹那，我明白了一切。
殷健康和蔡三中也回来了。
可是，北京还有他们的位置吗？
他们觉得在北京甚至不如北大荒活得踏实，心里没底，空落落的。可无论如何得活下去，还有四口人得养活呢。扛大件、看大门、卖菜、做工，凡能找到的活他们全干过了。
1989年秋天，一个街坊的孩子找到樊宝发，悄悄地问他，环卫局招人，招背粪的，去不去？去，当然去！樊宝发一阵兴奋。
樊宝发等三位老知青就这样当了背粪工。
“为什么放着万元户不当，非要去背粪不可？”
“我有单位，每天上班、下班，到月初就开支，心里踏实。”
……
（摘自《冰点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