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强化官员私事监管“阳光法案”渐显端倪
十七届中纪委四次全会1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公报透露，将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领导干部必须报告的个人情况，认真解决一批涉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突出问题。（昨日《华商报》）
此举昭示了社会各界千呼万唤的官员重大事项申报制度的 “阳光法案”渐显端倪。官员的个人婚姻、因私出国、配偶子女经商等重大事件，已经在2006年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里作了规定。而今，将住房、投资等纳入报告事项，对于加强党政干部监管、反腐败都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意义。
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对于一般民众而言，这也许是个人私事，不便向外人道。但对于那些掌握公权者来说，他们的个人生活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就具有了公共意义，这些信息就可能影响到公共权力的行使，因此就理应被公众所知悉。克林顿说:“我换一把椅子也需要仔细考虑，因为有那么多眼睛在看着呢。”正是这样的“阳光法案”的存在，使得官员慑于舆论的威力而不敢胡作非为。
其实，这些认识并非是西方社会所特有的价值判断，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经指出:个人隐私一般应当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是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 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当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因此，没有必要划分它是在哪种政治制度下产生的，而是社会监督的客观需要。
即便没有这样的理论依据，我们用常识也照样可以要求官员来进行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公开。官员的收入是纳税人提供的，官员的权力是公众赋予的，官员是公众“雇”来为社会服务的，基于此，他们的家庭、收入状况，理当毫无保留地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接受国家与社会的监督与审视。公布家庭、财产状况等事项，理应是官员的一项基本义务，要么选择不当官，当了官就不能以任何借口来推脱这个义务。
同时，近些年来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加之资讯便捷，民众对官员重大事项知情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民众对通过官员家庭财产、重大事项的申报，来进行制度反腐已经产生了强烈的期待。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的这一举措，不仅把政党的建设与反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还切合了公众对反腐败制度需求这一强烈的期待，可谓是正当其时，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
事实上，官员重大事项的申报也是对官员的一种呵护，防止他们因缺少监督而走向民众对立面。被处以极刑的大贪官胡长清说过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假如新闻媒体能自由些……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这个省委常委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正是因为财产与行动的隐秘，使得胡长清缺乏应有的监督而走上了不归路。如果把官员的重大事项公之于社会监督之下，不仅仅是取信于民，更重要的是避免他们误入歧途。
此次，中央纪委为实现制度反腐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只是一个党内规定，其约束的对象也只是副县（处）级以上这样一些特定的官员群体，并非对所有的官员都有约束力。因此，要实现对所有的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此规定仍有深化为国法的必要。同时，这种“报告式”的监督也仅仅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离实现全民监督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这种制度应该与社会公示结合起来，让更多的公众也参与到监督中来，才能产生更大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