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考卷用纸调用自印刷《毛选》第五卷的纸张
77级考生 个人命运和国家一起改变
1978年12月11日,大考的日子终于来临。中断了11年之久的这场高考,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唯一的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学生第二年春天才入学;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由各省自主命题的国家级考试;为了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570万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参考;最后录取了27.297万人,录取比例为29∶1,也是迄今为止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
如果没有1977年那场冬天里的高考,现任云南省公安厅信访处主任的师军、省社科院副院长的杨福泉也许都是普通的工人,现任省社科院行政处处长的郑海则干脆说,想不出自己会做什么……他们是那年高考570万名考生中的幸运儿,关闭了11年之久的大学校门在那年重启,以最公平公正的考试来选拔人才。“转折”、“拐点”和“幸运”是这些77级学生在谈及那场高考时,用得最多的三个词。32年后,再回过身去看那场特殊的高考,用再多的褒奖都不为过。
不仅如此,它也是祖国改变命运的转折点。高等教育质量得以提升,中国的人才培养也重新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成为一个国家复兴和走向繁盛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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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没关系“几乎是妄想”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全国高校从那年起停止招生。彼时,师军刚刚7岁,当然,那时的她还想不到,高校停止招生对她意味着什么。母亲出生于过去的贵族家庭,后来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学院学习,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在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上,母亲一直坚持,女儿家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不像男孩,靠做苦力也能谋生。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16岁的师军高中毕业了。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5年1月2日,一辆大卡车载着包括师军在内的8个学生,轰隆隆地向着呈贡县白云大队驶去。刚到村口,一大群农民茫然地看着他们,村口的茅草屋顶上,烂茅草上又长出青草,在寒风中摇曳,越发一片破旧。
次日早晨,师军戴上口罩,准备去小卖部买个香皂盒。刚走出几步,就听见几位农民打趣地说,“看,那个城里学生戴个‘舀粪兜’,哈哈哈……”冬天戴口罩在城里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乡下,却成了村民们的笑料。精神上受折磨,身体上也没少吃苦头。第一天砍柴,师军磨破了手掌,只砍了5根树枝;更要命的是,她的皮肤对紫外线过敏,出工一晒,身上全是红疙瘩。一天下来,挣6个工分,合3毛1分2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