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悔罪书不能作反腐镜鉴
人性是相通的。绝不能说谁谁谁就更加具有成为贪官预备队的性格，而那些腐败较少的地方则有着另一种廉洁的人性倾向。如果没有阳光，世界上处处都有潜规则。
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写了一份“悔罪书”，对自己犯罪的原因进行认识，“一是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和学习”，“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潜规则’”。他说，“从我当官开始，就深深感觉到在身边处处存在‘潜规则’：要办事，就要找人，要找人，就要送钱送礼”。
叶树养如此归结自己的犯罪原因，怎么说呢？合乎“悔罪”的要求。因为悔罪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形式，它既不能是自我的辩护，也不能是旁观者对犯罪的客观思考，而是一种意识上的自我审判或者貌似审判，所以主要是“多找自己的问题，少谈客观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悔罪的人，首先必然会谈到“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从前也好，今天也好，以后也好，这样的套路还会继续下去。
但悔罪书本身是一种奇怪的道歉形式，它总是讲对不起组织培养，放松了自我改造。或者，这可以作为贪官个人的落马教训吧，但要拿过来作为社会对腐败的认识成果，或者以之作为教育的素材，是不得当的。如果按悔罪书来进行反腐，你就只好指望或者要求官员“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和学习”。寄希望于官员对自己“不放松”的反腐，之所以必然要失败，是因为人“最难的是战胜自己”。给予不受约束的权力，而寄希望地官员战胜自己，就像把人放在肉林酒池而要他不食指大动一般。
腐败官员内心也未必不知道反腐不能指望“对自己从严要求”。叶树养说到官场办事的“潜规则”，从一当官就深深感觉到要办事就得找人，就得送钱送礼。不过，刚开始当官时他并没有受贿。这就是说，那时他已经给人“送钱送礼”了，但自己还没有“收钱收礼”。一个官员老在“送钱送礼”的处境下，而要他长期不“收钱收礼”，这是何等的困难！
叶树养说，随着生活圈子逐渐扩大，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与一些老板打交道时，逐渐感到心理不平衡。并不奇怪叶树养有这样的想法，很多官员也是这样想的，甚至那些还没有变成贪官的公务员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可以堂堂正正地表达出来：“我付出的比别人一点不少，为什么收入、生活水平差那么多……”而这个用来比较的“别人”，永远是收入最高的人群。
令人奇怪的是，这样的想法似乎并非全球普遍现象，尤其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虽然总是被我们称为“唯利是图”是其社会准则，但你何曾见到那里的官员、公务员与社会最高收入人群比收入，从而开始走上堕落之路？而在我们，反倒是不仅腐败堕落成为常见现象，而且与最高收入人群比收入能够成为一种堂皇言论，“送钱送礼”、“收钱收礼”成了习常。
潜规则的存在，并不是腐败的根源，而是腐败的表现。潜规则之所以产生，在于权力丝毫不受约束，但同时要显示出光大正气的“牌坊”的特性。故而显规则是大义干云的，潜规则就成为不受约束的权力与人的自然习性结合起来的必要舞台。
我们无法改变人的自然习性，但可以改变权力的来源、规制和运行的规则。但现在，我们却经常听到事情搞坏了，就说“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的抱怨；但说到骄傲的事情，又会自许为特别优良的人群。明明是社会规则未充分体现自治的公民的权利导致了诸多问题，我们却经常听到“人不好，规则再好都没用”的总结；明明充分发展民主即可让权力相对规范，我们却总在设计各种官员不由民众决定的“监督一把手”的办法。
人性是相通的。绝不能说谁谁谁就更加具有成为贪官预备队的性格，而那些腐败较少的地方则有着另一种廉洁的人性倾向。包括叶树养“迷信”，其实也不是了不得的问题。哪个国家的人更加唯利是图，哪个国家的人更加精神高尚？如果没有阳光，世界上处处都有潜规则。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刘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