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不断在争议地区制造既成事实态度日益强硬
印度几十年来一直在制造“既成事实”，企图迫使中方承认印度在争议地区的“管辖权”
在边界地区执行任务的印度山地部队
本月7日至8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13轮会晤。此次会谈的氛围似乎不同以往。近段时间里，中印边界问题被两国媒体不断热炒，“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时有抬头。与此同时，印军在边境地区动作频频，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军队的越境骚扰”。两国的空气中似乎飘浮着一种隐约的火药味。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会谈不太可能在边界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过去的60多年中，中印双方围绕边界问题展开了数十轮多机制、多级别的谈判，然而，边界问题似乎正在走入一个死胡同。追根溯源，主要原因还在于印度方面所固守的“承认现状”的解决思路，以及与之相伴的三种心态的羁绊。
不良心态一：“殖民遗产天然继承者”
中印两国边界争端缘起于英国殖民者1914年炮制的、被中国历届政府所拒绝承认的《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由于“麦线”的非法性，炮制者直到20年后才在相关地图集中标出“麦线”具体位置，且标明“未经标界”。
然而，1947年独立建国后，印度自诩“大英帝国天然继承人”，要求全盘继承英印殖民帝国在藏特权及侵略遗产，坚持认定中印边界已经划定，两国不存在边界问题；并声称若要谈判，中国须首先承认“麦线”，并接受印方主张的西段边界线(即按分水岭划分)，在此基础上双方可就一些“枝节问题”进行谈判。
对于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从一开始态度就十分明确，即中印边界从来未曾划定，《西姆拉条约》及“麦线”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国政府所为，是非法的。中国向来认为，中印两国理应遵循互谅互让、有取有予的原则，解决边界问题。然而，由于成因复杂，中国愿在“麦线”问题上采取现实态度，从未要求印度归还旧殖民主义者非法并入印度的全部中国领土。
不良心态二：“放弃特权换回报”
独立后的印度继承了大英帝国的“西藏应为中印缓冲区”的地缘政治观，全盘接受了大英帝国在藏的所有特权。即便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也迟迟不肯放弃这些特权。尼赫鲁政府甚至怂恿达赖出走境外，寻求“藏独”。
1954年4月29日，经过多轮会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被迫放弃在藏特权。但尼赫鲁政府想当然地认定，通过该协定，中国政府承认了中印两国边界现状，即完全按“麦线”划分，这是中国对印度“放弃在藏特权”的回报。同年，印官方地图开始将印边界说成是“牢固和明确的”。
随后不久，在这种“要求回报”心理的强烈驱使下，尼赫鲁政府理所当然地推行起更加冒进的“前行政策”，并最终引发了中印1962年的边境冲突。
不良心态三：“谁控制谁有理”
在过去几十年中，印度一直在努力“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方承认印度对有争议地区的“实际管辖权”。在这种心态作用下，印度不断地在东段边境争议区采取单边行动，即“领有化、行政化、人口化和军事化”。
“领有化”就是不断派人占领争议地区，甚至不惜武力驱赶西藏地方行政官。如1951年2月，在中国军队和平进入拉萨之时，印武力驱赶了达旺地区的西藏地方收税官。至1953年，印已基本“领有”了“麦线”以南的广大地区。
“行政化”就是加强对争议地区的行政管理与机构设制。印独立后，1950年成立“北部和东北部边境委员会”；1954年成立“东北边境特区”，归外交部领导；1972年1月20日将该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归内政部领导；1986年12月8日，印政府又将该“直辖区”内化为“邦”。
“人口化”就是不断往争议区移民，使之“印度化”。过去争议地区主要居住着汉藏语系的中国少数民族，如门巴族、珞巴族等。然而，经过20多年的不断移民，印内地移民已达60多万，占争议区总人口的65%。近年来，印政府更是不断鼓励内地人向达旺——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最核心焦点——移民。
“军事化”就是不断加强印控争议区的边防力量。经过多年经营，印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已对中国形成相对优势。近一年多，印边防现代化步伐徒然加快，如部署先进的苏－30MKI战机、T－72主战坦克，以及新修机场、大修战略公路、新增10万兵力等，以期在兵力、装备与基建方面对我形成绝对优势。
当前，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日益强硬，上到国家领导人下至专家学者，毫不掩饰地公开宣称，“印政府不会让出一寸领土”。近一年多来，印度有人又开始公开兜售“以西换东”方案，以实现印度“承认现状”之目的。依据该方案，印度愿放弃历史上原本就不属于它的西段“争议区”，来换取中国承认其对东段的合法占有。但这种“占有者通吃”的心态显然不被中国政府所接受。（本文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本报特约记者/胡仕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