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北京仅剩7只粪桶 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
最后的粪桶:《冰点》名篇背后的知青面孔
一天晚上,我坐在家里浏览报纸,《北京晚报》上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吸引住我:一条窄窄的胡同里,一个背着什么东西的人的背影……这是什么?我贴近报纸去看图片说明:“北京还剩7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
记者王伟群去背粪工的家里,逐个长谈。伟群没有插过队,因此听起他们的经历比较新鲜。有一天,她回来对我说:“樊班长可真行!他从床底下拿出一整箱历年的获奖证书。我抽出一本看,字迹已经模糊,磕磕巴巴地正念不出来,没想到,他在旁边看也不看脱口就背出来了……”
有一天晚上,一个背粪工竟然找到报社来,要和王伟群好好聊聊。快下班了,我们几个说索性请他吃一顿饭。找到一家我们常去的很实惠的羊肉馆儿,拣实惠的点,一桌子肉菜。可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哪里吃得动,拼命劝他多吃。席间,我不由自主地认真观察,心想:他和我毕竟有同样的经历啊。两三个小时过去,终于要分手了,我们结完账,要走,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这个工人望着满桌的剩菜,说:“能让我带回去吗?孩子一个多星期没见肉了!”“当然当然。”我们忙不迭地说。心里颇为惭愧。这使我对他们的生活状态立时有了感性的认识。
——摘自李大同《冰点故事》
编者按:这是一篇1994年的陈旧报道,它是中国青年报名牌栏目《冰点》的开山之作,由于报道理念的根本转变,这篇报道开国内特稿写作风气之先。不过我们今天重温这篇报道,却是因为报道主人公的特殊身份:知青。知青群体数量庞大,历经岁月变迁后命运更是千差万别,《最后的粪桶》展现的虽然只是几个老知青的辛酸生活,但也是知青生存图景的一部分。
当年,北京还剩7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最后的粪桶
早晨6时30分,我的闹钟响了,天还是黑的。7时15分出门,气象预报说今天最低温度零下八度。
东直门外斜街,沿东北方向往前,不多会儿就到了环卫局的清洁队。进大门,院里的地面结了一层冰。清洁车喷着热水,整装待发。
上车,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剩下五六人爬上车,斜倚在后面的车罐上,旁边放了四个粪桶。
第一站在东四南大街的少儿出版社宿舍,这条大街是北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再往南,被称为“银街”。
清洁车停在街沿上,边上停着几辆奥迪、蓝鸟、桑塔纳什么的,闪着缎子般的光。几个人从车上卸下粪桶,那粪桶上宽下窄,差不多有一米高,木桶四周用铁片箍得紧紧的,瓷瓷实实。谁也没有理会周围人的诧异的目光,他们一人背一桶穿过窄道进楼群里去了。
化粪池的盖子冻上了,樊用石头砸了半天,再用铁杆把井盖挑开,上面一层是黑色的硬块,用铁杆捅半天,把硬块捣碎,然后用粪杓把它们舀到粪桶里,背桶的人下蹲,把背带背上肩,右脚一使劲站起来,桶就上肩了。
每个人背了十几桶后,第一车装满了,司机马师傅去卸粪。樊班长就带我到附近的大杂院看看那里的公共厕所。每进一个院就跟走迷宫似的,绕过各种煤堆、板房,到了院子尽头,对着一个铁皮钉上的破门,樊大喊一声:“里面有人吗?”没人答应,他就径直推开门,让我进去瞧瞧。
我已经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甚至准备好了要屏住呼吸。但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繁华现代的北京城,居然还有这样落后的厕所,地面上只有一个浅浅的坑,坑里的粪便快溢出来了,没有下水道,坑外一滩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四周是一个到处透风的简易房。樊班长和他的背班每星期必须来清扫一次,否则那院里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简直没法过日子。那天,我走了五六个院子。樊告诉我,这条街上,差不多有十几个院子都有这样的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