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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之名——破碎之神教会与克里米亚战争》
作者：yunji 234（中文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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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既如此，凡人亦然。
——Bumaro III 圣座，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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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宗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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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破碎之神教会的信众来说，1846年的合一节注定不会是一个平凡的日子。在祭祀开始前几个星期，朝圣的人们便陆续涌入耶路撒冷，他们的目的地将会是坐落在机械教区(1)中央的圣械教堂。公元前十二世纪，昔日繁华一时的机械教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崩塌，破碎之神的圣物也随着帝国一同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但信众们仍在耶路撒冷保存下了帝国所建设的最后一座圣殿，此后，这间存有着大量圣言的教堂便被各派遵从为破碎之神教会至高无上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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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4月10日，圣殿外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朝圣者，他们信奉各种不同的派别：破碎教会（The Broken Church）、齿轮正教（Cogwork Orthodox）或是各色自工业革命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教派。机械教区本就不多的住房早已被租下，随处可见露天而睡的朝圣者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是来自西欧的游客一般悠闲地走完朝圣之路，破碎教会的信徒会拿出他们珍藏已久的齿轮、钟表与各种机械品，廉价卖给好奇心重的游客们。而那些贫困的正教信众或许没那么好运，身无分文的他们，只好拆下身上密密麻麻的机械植入物，以换取微博的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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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节这一天，正教神甫们拿着圣油来到圣械教堂，却发现破碎教会的神甫早已开始了施油礼。正教神甫要求对方出示苏丹颁发的特许令，而破碎教会神甫也同样要求检查特许令。两派立刻因为祭礼的先后顺序而开始了争吵，随着争执愈演愈烈，等在门外的僧侣和朝圣者也加入了战场。起初还仅仅是推搡与拳脚相向，孱弱的破碎教会苦修士很明显不是身体经过大量改造的齿轮教徒的对手，随后，斗殴逐渐演变为热兵器之间的大规模巷战。待到奥斯曼驻耶路撒冷总督默罕默德帕夏（Muhammad Pasha）带着阿赫兄弟会的几台蒸汽自行机前来维持秩序时，圣殿早已血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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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来各破碎之神教派间矛盾的激化，原因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快速崛起的齿轮正教等新兴教派迫不及待地涌入耶路撒冷，以求争夺破碎之神教会的正统地位。新型蒸汽机的出现使得远洋航行变得异常简洁，来自英美的齿轮正教与法国的新破碎教会（Continental Reformed Broken church）信徒(2)纷纷涌入耶路撒冷。出于对罗马破碎教会圣座的厌恶，这些新教派无一不抬高了机械教帝国这一古老文明在信仰中的地位，19世纪新破碎教会最富盛名的制图者教众Platen II曾在布道中表示：“神的躯体行走于东方，而不是罗马”，在愈发强烈的圣地情节下，西方各个工业强国所支持的新机械教会争相扩张在圣地的影响力。1843年，阿赫兄弟会的大贤者穆罕默德·埃夫伦(Muhammad Evren)曾经在信中抱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阿赫兄弟会成员选择投靠齿轮正教而非传统的修会，这不仅是因为在荫庇制度下他们能通过西方人的治外法权获得一定程度上庇护，也因为大量从西欧流向黎凡特的商业与宗教投资使得原先奥斯曼治下希腊破碎教会(3)-拉丁破碎教会(4)-阿赫兄弟会三者间脆弱的宗教平衡被完全打破。自1789-1815的第二次破碎教会大分裂以来，新机械教会借着西欧工业革命的浪潮快速崛起。罗马破碎教会治下的大量繁琐的宗教仪式与规章的废除也使得新一代信众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近代科学革命中，诸如新破碎之神教会下的卡诺派（French Carnotism Church）等融合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 Thought)与泛神论(Pantheism)的激进教徒开始了用科学体系合理化诠释神启并“重铸神器”的宗教运动，这一运动的最大成果便是英国新破碎之神教派数学家圣发明者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公元前一世纪Amoni城邦所制造的自动机残片的基础上研发的第二代差分机（Second-Generation Babbage’s Difference Engine）与法国新破碎之神教会圣发明者Diaphragm研发的圣笛卡尔型分析计算机（Saint Descartes Analytical Engine ），自此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随着新机械教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不依赖“神之脓”而自发进行人体机械改造成为了可能。1834年，圣发明者Diaphragm成功进行了近代以来第一次人工机械植入。而后，在齿轮正教的推动下，伦敦数个机械教工厂开始对雇佣工人进行机械植入以提升效率，其所带来的高收益很快促使齿轮正教彻底放开了自罗马破碎教会时代遗留下来的人工机械植入体禁令。毫无疑问，这极大的激怒了包括罗马破碎教会与东方破碎教会在内的旧机械教，Bumaro III 圣座在1840年的东方大公会议（Council of Orthodox）上宣布对一切进行人工机械植入而不是接受“神之脓”的教众处以绝罚。新机械教会的快速崛起迫使互相征讨数千年的罗马与东方破碎教会暂时性的握手言和。而东方破碎教会的教众们也争取到了沙皇的支持，英俄间关于近东与中亚的大博弈已然开场，沙皇当然不会拒绝一个近在眼前的介入东方问题的绝佳借口，而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第一盘棋，便是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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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早期，由东方破碎教会派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比其他教派都多。由于航运的落后，许多教众只能徒步前往圣地，他们从各地区出发，翻越高加索山脉，躲避着鞑靼劫掠者，再跨越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最终到达圣城。对俄罗斯人来说，斯拉夫民族独有的苦修精神使得他们将圣城作为自己强烈宗教情感的倾注点，能够一睹破碎之神的遗物将成为他们虔诚信仰的最佳奖赏。自拜占庭帝国灭亡以来，莫斯科便取代了君士坦丁堡成为了东方破碎教会的核心，流亡而来的希腊神甫们将他们所能记下的圣言尽数写下，随之传入的大量机械技术彻底摧毁了困扰罗斯大地数个世纪的蒙古威胁。从16世纪击败喀山汗国，到18至19世纪征服克里米亚、摧毁高加索与西伯利亚的原欲肉教王国，俄国的民族塑造始终与这场兼具扩张与宗教意味的圣战相关联，在俄罗斯人眼里，国家以宗教而非种族来定义，东方破碎教会的信众即俄罗斯人，异教徒即外国人。回顾俄国-土耳其之间的漫长战争，我们很难忽视其中的宗教要素——高加索的欲肉教徒、克里米亚的鞑靼穆斯林、多瑙河流域的欲肉教社群与奥斯曼治下受压迫的破碎教徒，其中最能体现东方问题的宗教性的事件便是俄罗斯帝国对于1821年至1829间的希腊民族大起义的鼎力支持。1814年，希腊民族主义者在俄国成立了反奥斯曼结社“友谊社”（Society of Friends），并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扩张至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君士坦丁堡等地的希腊社群中。希腊民族主义结社的迅速扩张与奥斯曼帝国治下希腊残存的东方破碎教会密不可分，1818年马其顿（Macedonia）的一位破碎教会银匠帕帕多普洛斯·塞巴斯蒂安（Papadopoulos Sabastian）在与君士坦丁堡通信时提到“几乎每个加入教会的年轻人都参加了反奥斯曼的秘密集会”。而教会内部对于阿赫兄弟会的教义批判也愈发激烈，激进的信众们普遍将阿赫兄弟会视为纯粹的叛教者与异教徒，而非像此前一样在高门的威压下承认阿赫兄弟会为机械教会的远方分支。1821年，友谊社的领导人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Alexander Ypsilantis）在摩尔达维亚发动了希腊人起义，他出身于一位流亡至俄国的摩尔达维亚法纳尔人家族，与俄国皇室关系密切。在圣彼得堡的宫廷中，希腊流亡者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诸如亚历山德鲁·斯图尔扎（Alexandru Sturdza）与扬尼斯·卡珀蒂斯特里亚斯（Ioannis Kapodistrias）等希腊裔官员极大地争取了俄罗斯对于希腊独立运动的关注与支持。起初，在起义刚开始时，俄罗斯帝国选择遵守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关于革命与民族主义事务的约定，沙皇袖手旁观，坐看希腊起义军迅速被赶来的奥斯曼军队镇压。然而，奥斯曼军队在镇压革命中的大量野蛮行为激怒了俄国的机械教徒们：士兵大肆屠杀一切与革命有联系的群众、大规模的劫掠与扫荡持续了数周，这场叛乱甚至波及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社群，1821年合一节时，数名神甫被愤怒的禁卫军和游行的宗教学院学生私刑处死。1828年，登基数年的新沙皇尼古拉一世放弃了亚历山大一世为希腊独立战争所做出收效甚微的外交手段方针，身为狂热信徒的他坚信自己的使命便是保护东方破碎教会不受西欧那些新异端与伊斯兰异教徒的侵扰，在执政的最后几年，他一直梦想着吞并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上天国。同年四月，在沙皇的授意下，六万五千名俄罗斯士兵和哥萨克骑兵渡过多瑙河，分三路向维丁、锡利斯特拉和瓦尔纳发起进攻。多瑙河流域多发的流行病与糟糕的后勤系统拖慢了俄军的进军速度，但在1829年春，俄军依旧占领了有君士坦丁堡门户之称的埃迪尔内，并试图一劳永逸地终结这个困扰帝国数个世纪的异教威胁。然而，察觉到俄国巨大威胁的西欧诸国立刻加大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作为“两海与两地的守护者”的奥斯曼人无疑是阻止俄国势力进入地中海的最佳屏障，西欧诸国要求俄国奥斯曼按照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会议制度（Congress System）召开国际会议，以迫使俄国在西方外交压力下做出让步。而宗教热情逐渐消退的俄国也发现一个病倒的土耳其比一个死去的土耳其对俄罗斯更有利：如果此时消灭奥斯曼帝国，那么俄国与西欧诸国将直接在瓜分后的原奥斯曼领土上展开对峙，而这并不利于俄国在大博弈中的战略环境。因此，《哈德良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份对于奥斯曼帝国相当温和的条约，除了对于多瑙河两公国治权的调整与对保障奥斯曼帝国治下破碎教会信众的宗教权利外，俄国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一步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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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俄罗斯在欧洲大陆上的一举一动，都被看作帝国扩张中的反动和侵略性行为。英法在东方问题上的巨大敌意并不仅仅是大博弈等地缘政治因素一手造成的效果，1830年以来，俄国对于东欧（特别是波兰地区）的新破碎教会信徒与齿轮正教信徒的大规模迫害与强制转教政策激起了西欧诸教会的怒火，波兰、芬兰与沙俄之下的东欧流亡者们聚集在巴黎与伦敦，伴随着大规模的利益交换与游说，民族独立的烈火已被点燃。而沉寂已久的教法争论也再次因东方大公会议的召开而重燃，在所谓“新宗教战争”的背景下，对于东方地区这一曾经被机械教帝国所统治的“圣土”的争夺被视为各教派间正统性之争的延伸。而俄国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展也同时威胁到了英法两国在黎凡特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法国外交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ot）于1833年《帝国码头条约》（Treaty of Unkiar-Skelessi）签订后与英国外交官交换了一份秘密协议，英法两国将暂时搁置对于穆罕默德·阿里之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治下埃及地区的争夺，而共同抵御愈发壮大的俄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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