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3 23:15:29

作者：陈季冰

天下人大常委会于6月27日表决通过修订后的新统计法，它将自2010年元旦起施行。新统计法加大了对数据造假等统计违法举动的处罚力度，并再次强化了以下的主张，即：国家各个条理上的数据应当以各级政府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固然大概只是凑巧，但这部法律来简直实很及时。由于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国内的一批学者对近期公布的许多统计数据提出剧烈质疑，一时引发了舆论的空前热议。在经济学家王建等人看来，公布出来的GDP、工业增长值与CPI、收支口额、发电量等出现全然反向的态势，这种相互“打斗”的状态令人很难信任全部的数据都是真实可靠的。对中国经济数据的疑问，同样也反映在像国际能源构造（IEA）如许的国际构造的陈诉以及《华尔街日报》如许的媒体的版面上。

国内媒体对此的批评大多会集在要求权势巨子统计部分作出“公开朴拙”的表明方面，这非常符合国人的头脑风俗和对政府的一直等待。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很快就作出了从善如流的回应，通过发表专业分析文章和继续媒体采访，多次表明了他们对数据“打斗”的见解。然而，正如类似的宏观经济数据会让两位性格气质差别的股评家得出截然相反的趋势猜测一样，只管统计局官员反复表现不存在数据失真（或造假）征象，舆论仍然不依不饶。

着实，类似的对中国统计数据的猜疑早在近10年前就曾掀起过更大的波涛。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罗斯基发表《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告诫？》两篇学术文章，全方位质疑中国的经济增长。他的结论可谓惊世骇俗：1997-1998年中国的GDP增长的上限应当是2.2%。而当时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7.8%的。这一论断与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此前的疑虑遥相呼应，素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他曾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美国《期间》周刊等国际主流媒体随后的推波助澜之下， “中国统计数据造假论” 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界的告急话题。

现在王建等人利用的分析方法险些与当年的罗斯基如出一辙——重要从能源斲丧量的增长入手来探究经济增长的真真相况。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两次大动静的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都发生危急时期——罗斯基那一次适逢亚洲金融危急，而本次则正值环球金融海啸。因此有论者以为，假如说中国的统计数据无法做到“超脱”和“独立”、乃至有人为“修正”的话，根源在全社会对经济的“复苏急躁症”。换言之，政府盼望通过悦目的数字鼓励民气，官员等待以令上级满足的数字谋取令本身满足的出息，而老百姓则总是乐意看到他们盼望看到的东西。

汗青学家黄仁宇在批评中国汗青时曾反复指出，中国从来“无从在数目字上管理”。在黄仁宇看来，这是中国始终不能实现今世化的根本缘故起因之一。汗青上，中国大概是最不器重统计，数字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天下上最器重数字，而且数字最多的国家之一，就连罗斯基传授在品评中国统计数据造假的同时也由衷地歌颂：“本日中国的统计数据在许多方面乃至凌驾了美国，比如要想得到企业条理的数据，中国大概比美国还要方便。中国各项统计不光全，而且也对外界开放。”

那么，对数据的器重、敬拜以及因此应运而生的数据失真征象毕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题目呢？新统计法要求的对统计数据发布口径的集权和社会广泛要求的加强对统计的监督，简直可以大概如愿改善中国的统计质量吗？我的答案是：不光不能，反而还很大概导致其他更多、更严峻的题目，由于上述这些步伐都是在进一步强化统计数据的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告急性，而不是相反。

GDP也好，CPI也好，另有其他许多权衡经济社会状态的告急指标，从这些缩写表述方式就可一览无余，它们都是西方人发明的。不外，在这些指标的用途方面，西方社会与我们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知道，美国大概是各种经济指标公布得最多最频仍的国家，但无论是GDP照旧其他什么指标（乃至包罗赋闲率），在美国只有两个功能：一是为政府订定和评估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二是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提供数据。然而在我们这里，它们除了扮演上述两种脚色外，还负担了另一项非同小可的任务，那就是作为上级对下级官员举行稽核的依据。

测验（稽核）从来都是一根最有用的指挥棒，信任有过一千多年科举制度汗青影象的国人都可以大概深刻地明白这一点。由于GDP（以后大概还会有越来越多其他指标）不绝是稽核官员的最告急指标，全部官员固然也就都自然而然地成为“GDP至上”的信徒，就像科举期间全部读书人和官员都是儒家经典的老实传人一样。但是，纵然再怎么应有尽有，再怎么科学精密，再怎么严酷监督，这些指标也不大概真正代表每个老百姓的真实须要和满足度。由于老百姓是根据本身的切身感受来权衡一个政府及格与否的，在每一个详细的老百姓那里，专家官员们利用超等电脑统计和盘算出来的那些数据，还不如他家门口大街上的汽车尾气和社区犯罪率更告急。

对西方国家来说，不光是GDP，就算他们一直至为夸大的情况指数，都不负担官员稽核尺度这项职能。以是很少看到那里有我们这里屡见不鲜的在统计数据上的虚报、瞒报等弄虚作假，这就比如我们这里不常见到有官员会篡改本身的学历和党龄一样——它们虽有相称告急性，但毕竟不是稽核的硬指标，那样做得不偿失。在西方国家，稽核各级政府首脑的指标只有非常简朴的一个东西：选民的选票。没有什么指标比选票更可以大概真实地表达民意了，而选民是不会根据报纸上登出来的那些数据去投票的。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结果由人民共享”，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对每一级政府官员举行稽核的终极尺度固然应当是本地域人民的承认水平，而不是GDP、CPI这类数字，更不是上级政府的主观意见。因此，对当前的中国社会来说，根天性的题目不在于以什么样的指标体系去稽核政府，而在于由谁来稽核。用颠末严酷监督产生的GDP取代已往的在不透明情况下取得的GDP，用所谓“绿色GDP”取代不带绿色的GDP，不外是换了一根轻微养眼一点的指挥棒而已，并没有改变稽核本身的性子。

大多数人大概不会想到另一个更为深层的题目：要增长GDP数据中的“科学”、“客观”、“权势巨子”或“绿色”身分，就肯定要赋予统计、环保、绿化等部分更大的权利，但它们也同样须要被稽核和监督。假如不从根本上改变对政府官员的稽核主体，而是片面地夸大稽核指标体系的“科学化”，那么到头来很大概我们GDP中的真实可信或绿色环保并没有见到多少，社会上却又多出了另一些新的寻租空间。已往一直是净水衙门的统计局和环保部分比年来日益变得炙手可热，乃至出现贪污腐败征象，就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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