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格局再洗牌：两大湾区比拼决定中国未来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3 08:47:03

站在中国地域经济既有的格局来看，真正和粤港澳湾区可比的，应该要数环杭州湾地域。粤港澳以香港、广州、澳门形成三个顶点，杭州湾地域也以上海、杭州、宁波形成三个顶点，颇有些可对应的地方。

珠江口与杭州湾的经济地理概貌

图1 杭州湾和珠江口表现图
图1是杭州湾地域各都会空间位置表现图，图右是珠江口地域各都会空间位置表现图。这里将“深圳”和“香港”作为一个团体，由于在1840年从前，深圳和香港同属广东新安县，究竟上深港两地总计面积也仅有3000多平方公里，还不如上海的一半，以是上海的空间，由深港两地对应；中山、珠海、澳门也同理，已往三地大抵同属广东省香山县。（必要特别分析的是，本文为了分析维度更聚焦，以是选择了杭州湾和珠江口地域最核心的都会，其范围大概和官方的干系规划存在差别）
从各个都会的相对位置来看，珠江口和杭州湾非常相似，杭州和广州分别是地域内老牌的中心都会，和杭州、广州相对位置类似的上海、香港则是在1842年开埠之后渐渐发展成型。地域内大要上都存在三个核心区和两个介于三大核心区之间的走廊地带，把杭州湾这幅图顺时针旋转90度，大要就是珠江口。
下面再来看这两个湾区的经济总量、生齿规模和面积的比力。
表1 2016年杭州湾和珠江口经济总量对比（单位：人民币亿元）

珠江口周边都会的GDP，除“中山+珠海+澳门”低于与其对应的宁波市外，其他都会，都高于杭州湾周边对应都会，比值约莫为1.2到1.8，香港和深圳GDP之和4.08万亿，相称于上海的1.48倍，这也根本上是珠江口周边和杭州湾周边的总量之比，珠江口周边地域GDP合计，相称于杭州湾沿岸的1.51倍。
表2 2015年杭州湾和珠江口生齿对比（单位：万人）

从生齿来看，珠江口对应地域的生齿总数也广泛多于杭州湾周边，仅有两个例外。香港和深圳生齿之和少于上海，而中山、珠海、澳门三地生齿之和也远少于宁波。但杭州湾地域和珠江口的生齿数量差距就小得多，两地生齿都在5000万到6000万的数量级，杭州湾只少300万。
表3 杭州湾和珠江口地域面积对比（单位：平方公里）

从面积来看，杭州湾各都会和珠江口地域相较，管辖范围都要大得多。香港和深圳面积之和，还不及上海市的一半，广州也不及杭州市的一半，广深莞佛珠中六市加上港澳地域，面积不外杭州和嘉兴两市之和。
表4 杭州湾和珠江口地域各都会人均GDP（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表比力直观地反映了杭州湾周边地域和珠江口周边地域的发展水平，珠江口的深港人均GDP凌驾20万，广州和中珠澳在15万左右，相较而言，东莞和佛山人均GDP则显着要低一些，在10万左右。而杭州湾周边各市，人均GDP大多都在10万左右，上海、杭州、宁波三个高地，人均GDP也在12万左右，均低于广州市。香港和深圳的人均GDP分别29万元和16.74万元，仍各自显着高于上海。
上面的图表，反映出杭州湾和珠江口经济地理的宏观概貌，也显现出“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经济中极为独特的职位。珠江口地域是中国经济和生齿集聚效应最强的地域，纵然和另一个聚集区长三角地域相比，珠江口地域的生齿密度更高，经济密度更高（单位地皮的产出更高），经济效益（人均GDP更高）也更好，它契合当代经济的特性，高度会集下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是服从的关键泉源。
经济重心从长江到沿海

1842年鸦片战役败北，中国被迫开启近代化历程。从经济地理格局来看，这带来了近来两百年来中国经济主轴的第一次大转移。
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随之开埠。这使得沿海都会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和中国近代化的先行者。自南宋中国经济重心完成南移之后，长江流域和相近长江流域的地域（重要特指钱塘江流域）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轴，江浙、两湖和四川，分别在鄙俚、中游和上游形成生齿和经济高地。苏州、杭州、汉口、成都等，是近代之前农业中国的关键贸易节点。而自1842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重心从长江流域沿线渐渐开始转向沿海一线，直至本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沿海省市，居于中国经济的绝对龙头职位。
沿海告急的港区，都位于河口三角洲，杭州湾地域的北缘上海，恰好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珠江口则是中国水量第二大河、华南地域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大的珠江的入海口。自中国经济重心移向沿海地域之后，长江口和珠江口，在自然地理上就成为中国南边最具上风的两个核心节点，成为中国和天下之间的枢纽。
汇丰银行的名称，正是中国经济地理变迁的最佳注脚。HSBC，H代表香港，S代表上海，而今，香港是粤港澳湾区的东南缘顶点，上海是杭州湾湾区的北部定点。站在本日的新视野来检视，上海固然属于长三角，同样也属于杭州湾，本日上海港口的主体——洋山深水港，和宁波—舟山港，正是一北一南拱卫着杭州湾。
珠江口的率先“抢跑”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次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相继创建，相较于130年前“五口通商”的范围，四个经济特区的位置还要更靠南一些。
时至本日，珠江口周边人均GDP仍高出杭州湾附近约莫50%，这种差距的产生，真正的开始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之后的中国，大多数地域经济运行的主轴，是从毛期间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充满杂乱的“运动经济”转向相对规范、可控、井然有序的苏东式“操持经济”，带有市场身分的经济重要还出现在涉农范畴，个体户和私营经济总体上还是操持经济的增补。相较都会，县域和墟落的经济机制更显机动，县域经济和州里企业在八十年代迎来了第一轮发展，反而大多数中心都会的经济架构仍在相对坚固的操持体制下。彼时的整个长三角，大要都是云云，经济运行的活力重要在县域，苏南、浙北的个体经济和州里经济，这时间已渐渐鼓起了，但上海的厘革并不大。
彼时的珠江口，却是和长三角完全差别的境况。紧邻香港的深圳，承接着以港商为首的资源外溢，随着香港成为发达经济体，香港的制造业营商本钱越来越高，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都会，成为承接香港财产转移的前沿阵地（上海周边尤其是苏州承接台商那是晚十年之后的事）；广东省省会广州，则是商务人士和服务业进军中国本地的桥头堡，白天鹅宾馆和花圃饭店，至今仍在陈诉八十年代广州的传奇；紧邻广州的佛山等地，和苏南浙北险些同时，以制造业为基石，开启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潮。相较于“北方”（广东人将广东之外通称“北方”）总体上还处在“增量改革”阶段，此时的珠江口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都走得远了很多。客观地说，改革开放前，广东就是工业底子差而贸易底子好，在工业这一个高度操持的范畴，广东存量不多，外来增量一旦进入就在很短时间占据主导职位；而在贸易这一内在要求开放的范畴，广东的底子又好于其他各省，更大力大举度的开放，则使广东如鱼得水。
上海和香港的同与异

珠江口和长三角，相似而又不大雷同。她们的相似之处中，很告急的一点是香港和上海的相似，而她们最大的差别，也可以说是香港和上海的差别。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所面对的重要题目，并非增量题目，而是存量题目。上海市至今还是中国国有资产规模最大的都会，其时国有经济更是上海经济的绝对主力，国有企业在面对融资困难之时，也开始探索新的蹊径，1986年，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发行，发行的新股在上海滩一时洛阳纸贵。这恰好是对上海经济以致厥后相称长一段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的最好注脚。从全部制结构来看，经济构成的主体还是国有，通过发行股票乃至在生意业务所上市融资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国企；另一方面，民间摩拳擦掌的赢利热情早已被充实发动，大众炒作股票的热情从未减退。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其发展出现出多个差别的面向。一方面，外资重回昔日的东方巴黎，已往相称部分一开始在珠三角结构的外商，策划重心北移到上海；第二方面，金融市场开始形成，上海从操持体制下的工业中心重新转型成为金融中心；第三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原由，中心政府对上海的资源挹注和项目投入并为镌汰，乃至相较八十年代还更加眷顾，上海的工业中心职位稳固，而国有力气也颇为强盛。
这种态势，使得上海和香港与周边的关系形成了一种风趣的对照。从制度上看，上海和江浙两省属于同一体制，不存在一个显着隔离的物理界限，理论上较香港和广东的接洽还要密切得多。但从发展状态来看，香港经济高地资源的溢出效应却为珠江口地域注入了快速腾飞的源头活水，而上海由于本地资源有限，很难说上海本身为江浙两省提供了多少资金。港商和珠三角的关系，不绝为人津津乐道，但有谁听说过“沪商”这个概念？
观察江浙沪和珠三角的企业家群体，更可见两地气质的差别。江浙地带自古以来就人文壮盛，江浙人士向来都是中国政界、商界的翘楚，而江浙沪一带绝大多数的顶尖企业家，大抵出生地或籍贯都在这个范围，马云、郭广昌、李书福、丁磊、宗庆后、鲁冠球等等，都是浙商。而生动在珠三角的企业家，就大不雷同，固然有杨国强、何享健如许的本土派，但更多的是外来者，近的如潮汕的马化腾，远的则来自广东之外，任正非、侯为贵、王石、许家印、雷军、董明珠、张小龙，则都不是广东人。
2000年以后的新厘革

1992年南巡发言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更大，渐渐成为最受国际投资客青睐的投资目标地。上海也在多重动力的助推下加速腾飞，中心政府的眷顾仍在，而西欧资源也纷纷回到这个曾经最认识的“十里洋场”，上海同时成为国有经济和“大班经济”的尖端。前者支持了上海工业中心和本地金融中心的职位，后者则使上海成为贸易和贸易的节点。
除了地皮是国有的，香港并没有巨大的国有经济部分，但香港经济中也有类似本地国有经济的特别部分，即房地产部分。上海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和香港面对某种类似的田地，香港强盛的房地产部分和依托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职位的“大班经济”占据香港都会生态的头部，使这个都会营商与生存本钱高企，其他财产生存空间显着受限。而在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非常强势之下，上海的一样平常民营经济也不绝难称发达，而相较于深圳、广州和杭州，上海也并不被视为一片得当创业的热土。
回归之后的香港，和本地形成磷泣细密的关系。无论是资源还是职员活动，都远比回归之前更为频仍。当本地港口全面开放，香港有形的港口职位不复当年显赫，而她作为本地毗连天下的资源纽带作用，却并没有太大减弱。
时至21世纪，香港早已不再像昔日那样，作为广东发展最告急的资金泉源，外资、台资纷纷抢滩，本地的国资和民资也强盛起来，广东省的珠三角部分形成了一个生态圈，深圳和广州则是这个生态圈的两大顶点。
深圳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环球最乐成的移民都会，固然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都是移民都会，但她们都没有在云云短暂的时间中接纳过云云巨量的移民。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中，深圳成为中国新经济最告急的代表，腾讯、华为、复兴、比亚迪，都是中国经济的翘楚。而这座都会还拥有一家证券生意业务所和大量的金融机构，是仅次于京沪港三地的金融中心。她乃至还拥有万科、华侨城如许的最顶尖的房地产企业。香港和上海有的金融和地产，深圳也有；但香港和上海没有的腾讯、华为，深圳有，这成为深圳最告急的底气。
广州从很大水平上，是承接了香港的财产转移。中国本地全面开放以来，西欧金融机构通常仍将东亚地域的地域总部设在香港或新加坡，但直接向用户和企业贩卖实体产物的实业企业，都渐渐将其大中华区机构迁到本地。香港相称的贸易功能（而非金融功能）也在这一过程中渐渐转移到广州和上海。
相较深圳，广州和上海的经济结构更为相似，两市都有强盛的底子工业部分，譬如汽车制造；两市都是告急的贸易、物流和交通枢纽，而深圳并不算是。广州相较上海最大的劣势是没有证券生意业务所，从而缺少天下性的金融资源，时至本日广州金融业增长值和京沪深三地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也是由此导致的。
以阿里的崛起为标记，杭州突然走入镁光灯的中心。然而，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汗青，杭州固然低调，但不绝稳扎稳打，相较长江流域的南京、武汉、重庆、成都，杭州最大的上风，是他死后的浙江。谈到所谓休闲宜居，通凡人们会把杭州和成都放在一起对比，而浙江人和四川人的性格，显着差别，这也使杭州和成都出现出相称差别的经济面貌。
近来几年来，《第一财经周刊》每年都做“新一线都会”评比，在这个评比中，成都通常都排在杭州之前，缘故原由是什么呢？由于这个评比非常注意消耗类指标，尤其是贸易品牌的会集度，成都是个消耗主义的都会，也自然成为整个中西部地域高端消耗品抢滩的前沿，和广州一样，类似群雄逐鹿的贸易中心。而杭州则否则，相较四川人，浙江人更夺目，更乐意把钱用于“生钱”而非简朴花掉，杭州人总体比成都人更富有，但杭州对豪车、奢侈品以致国际一线品牌的追逐远不如成都热切，乃至在Shopping Mall上也是银泰一家独大，外来权势险些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固然坐拥西湖湖山，杭州却更靠近一个“商务都会”，而非“贸易都会”，杭州住民（未见得是“老杭州”）相较广州和成都“吃茶”的市民而言，更有一种类似深圳人的致富热情。在中国乐成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榜单上，杭州险些可与深圳比肩，而凌驾上海和广州。一个可资参考的数据是，杭州的A股上市公司有116家，而广州只有84家。与相近的苏南相比，浙商在资源运作上也胜出一筹，杭绍甬嘉四市GDP总量仅相称于苏锡常镇四市的82%，但拥有261家A股上市公司，较苏锡常镇之和多出57家，相称于后者的128%。
珠江口和杭州湾的未来

总的来看，珠江口地域和杭州湾地域相较，各有优劣。从现状来看，珠江口地域发展水平团体略高，且地域分工更为精致，譬如广州作为贸易中心，深圳作为科创中心，而佛山、中山、珠海则是制造业要地（有美的、格力如许的天下级企业）；杭州湾地域相对而言不但人均指标略低，内部的差别化发展水平也没有珠江口高。
相较杭州湾地域，珠江口地域大企业更强势，但中型企业数量不占上风。广深莞佛中珠六市合计A股上市公司435家，显着少于沪嘉杭甬绍合计的524家。佛山、珠海拥有格力、美的如许的大型企业，但全市的上市公司总数都在30家以下，而甬绍嘉三市上市公司总数都凌驾30家，宁波和绍兴更凌驾50家。
前瞻未来，珠江口地域和杭州湾地域，谁可更胜一筹，还是未定之天。当代经济，关键在于资源的活动，活动带来活力，更带来动力。在我看来，影响一个地域中长期发展的因素，无外乎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和货品流。哪个地方可以或许最有用地汇聚这几种流，哪个地方就能占得发展的先机。
应当认可的是，相较于已往泛珠三角“9+2”机制之类的宏观操持，中心政府提“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更切合港澳的现实必要。香港的久远发展，不能单单依赖本地对其的“充实使用”，也要思量到在珠三角这个高度细密的物理空间中，探求自身定位。但珠三角湾区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本地和港澳之间的制度藩篱，以及本地和香港之间存在的深条理的信托芥蒂。在这个意义上，珠江口沿岸的“四流”的自由活动，团体上大概比杭州湾面对更大的寻衅。
再来看人才流。珠江口无与伦比的开放性，使得她险些没有保存地吸收其他外地名校的精良毕业生，武汉一市，高教资源险些凌驾广东全省，但广深地域所接纳的武汉名校毕业生，远远凌驾湖北本地。然而，珠三角自身的高等教导和科研院所资源，总体上仍旧偏弱，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相较于环球领先的着名湾区的一个短板。杭州湾地域环境则相反，江浙沪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远远凌驾广东，但江浙沪地域团体的开放性较弱，尤其是上海，本地高校毕业生和非本地高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等各个方面，报酬都有显着差别，对外来高端就业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在资金流方面，珠江口并不输给杭州湾。珠江口地域拥有香港和深圳两个金融中心，且各有特色。中心政府提出“粤港澳大湾区”，从金融层面也一定有从顶层上统筹港深两地资源市场功能的意图，香港和中国本地的经济一体化历程早已不可逆，回归二十年后，以珠江口地带为锲口，进一步增强香港和珠三角地域的一体化，被视为更有用驾御香港的本事。
在信息流方面，深圳和杭州，分别以腾讯和阿里占据互联网财产的两大高地。在互联网经济的层面，广州和上海分别拱卫深圳和杭州，深圳和杭州占据技能平静台的原点，而广州和上海的互联网企业（如携程、唯品会），则聚焦贸易和外交的应用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珠江口和杭州湾，一时难分伯仲。
货品流是珠江口相对的短板。珠江受地转方向力影响，东岸是深水良港，西岸岸线较差，而杭州湾南北两岸都有天下级港口。然而，从久远来看，货品流相较于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早已不是那么告急的因素，航运和贸易中心最关键的竞争要素，已不完全基于港口的物理属性，而在于其规则订定权和市场公信力。伦敦河港早已凋敝，但伦敦仍旧是绝对的国际航运中心，其命门正在于此。然而，粤港澳大湾区能否最大化发挥香港既有功能，功夫在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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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格局再洗牌：两大湾区比拼决定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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