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被忽视的失业——供给收缩带来的结构问题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3 20:18:31

作者：李迅雷杨畅（李迅雷为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6月份天下城镇观察赋闲率为4.8%，为2016年天下月度劳动力观察开展以来的最低值。从数据看，国内似乎不存在赋闲标题，不外，本日听到上海郊区的一位镇长这么说：在拆除违章构筑、环保达标等要求下，许多州里企业已无法谋划，与工人签的劳动条约也无法实验下去，这些大龄职工无法转岗，面临赋闲……为此，我不由再去征采更多的统计数据，相知道这一标题从天下层面看究竟有多大。

从第二产业看新增就业：早已负增长

从2013年开始，第二产业新增就业职员出现连续五年降落，但从2015年至今的三年降落幅度显着放大，这三年第二产业合计镌汰就业职员1275万。

之以是从2015年之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与制造业产能过剩配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有关，也与环保要求进步、拆除违章构筑等办法有关，这些办法都会导致不达标的企业被关停，从而使得供给镌汰，PPI上涨，现存企业红利好转，但制造业的赋闲率上升。

从工业企业重要行业来看，从2015年到2018年5月，不到2年半的时间，绝大多数行业都出现了显着的减员。玄色矿采、玄色冶炼、有色矿采、煤炭采选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行业，减员数量靠前，尤其是玄色冶炼、煤炭采选等单个行业减员凌驾了百万。仅有家具制造、水生产供应、金属成品、汽车制造等少数行业，增员数量不到24万。二者抵消后，工业企业减员总量凌驾1200万。

数据表现，在1999至2002年也有一波就业人数的负增长，但当时目的是为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逆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开端创建当代企业制度”的目的，必要对国有企业（当时还称作“国营企业”）举行改革，职工下岗则成为推动国企改革的紧张本事。

因此，这轮第二产业的减员，重要是创建在国企红利增速大幅回升的底子上，根据财务部的数据，1-6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7176.3亿元，同比增长21.1%。而2000年前后，则是国企面临亏损的压力。

由于国有企业重要会合在上中游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国企利润增速触底反弹。与之相划一的是，非私营企业工资增速也见底反弹，与私营企业工资增速逐级滑落形成了光显对比。鉴于此，我们大抵可以判定，这轮制造业的减员，大概有相当一部门属于民企员工，他们大概是这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红利增速上升的捐躯者。

二产赋闲职员并未完全被三产罗致

就业职员在差别产业间的运动是一个正常的征象，值得关注的是流向。2007至2011年间，就业职员流向是从一产向二产、三产转移，5年间，一产占比降落了6个百分点，二产、三产分别增长了2.7个、3.3个百分点。

而在2012-2017的5年间，流向发生了厘革，出现出一产、二产流向三产，一产、二产就业职员占比分别降落了6.6个、1.2个百分点，三产占比进步了8.8个百分点。值得留意的是，2012年二产就业占比到达峰值30.3%，随后就业职员开始流向三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2015年末开始的，2015-2017三年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合计减员3121万，假如思量到由于年岁缘故原由自然退休的生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底15-59岁生齿是9.2982亿，2017年底是9.157亿，三年镌汰了约1412万。2017年天下就业生齿为7.76亿，跟天下15-59岁年岁段生齿的口径存在显着差别。因此，三年镌汰的1412万人中，只有一部门能算作退出就业职员，由于第一产业的就业统计中并没有明白退出就业的年岁界限。

即便把这1412万人全算作退出就业的职员，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一产、二产就业职员合计占比约55%，那么一产、二产中由于年岁自然因素镌汰的职员约776万。剔除这776万，一产、二产由于非年岁缘故原由减员2345万左右。

假如再加上这三年间从中等教导学校或高校结业的门生约4500万（前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曾在2016年说，我国“十三五”期间匀称每年必要在城镇新就业的以高校结业生为主体的青年人约莫为1500万人），则合计约6845万，而第三产业就业职员三年共增员3508万，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尚有约3337万人并没有实现在第三产业内就业。

从理论讲，影响就业减员尚有一个紧张的因素，就是劳动加入率的降落（劳动年岁生齿乐意就业的比例）。根据天下银行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劳动加入率为68.9%，较2015年降落了0.8个百分点。

天下银行的口径是劳动加入生齿与15岁以上总生齿的比重，推算一下，2015-2017年间，国内快要300万人退出了劳动生齿，但这与3337万人尚有比力大的差距。只管对于中国巨大的就业生齿而言，3千多万生齿的转岗标题算不了什么，但其因由很特别：表明中国的产业正处在一个分化和集聚的期间，集聚带来时机，分化带来风险，后者才是决议者必要关注的标题。

收入差距扩大：仅仅靠减税还不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的大抵判定是这轮供给端的紧缩所导致的最大标题，大概是低收入者赋闲标题。只管总体赋闲率并不高，但由于去杠杆、环保和拆除违建等办法导致供给端的紧缩，影响最大的是低端产业或低端劳动力。

防范风险、环保和扶贫作为以后三年的攻坚战，这黑白常明智的办法，让经济更稳固、环境更精美、社会更调和。但必要关注充实熟悉到这三大攻坚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快意识到去杠杆太过会带来负面影响一样，现在调解为结构性去杠杆，金融羁系力度和时间均有所改变。

由于我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和从业职员的专业素质仍偏低，从一产、二产流出的大量职员，受制于知识结构、技能本事等方面的限定，并没有被第三产业罗致。而第三产业对于高技能职员又存在比力繁茂的需求。根据人社部《2017年第四序度部门都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态分析》公布的数据，着实市场需求略约莫供给。

如2017年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雇用各类职员约434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354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22，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与客岁同期相比，需求人数增长15.6万人，增长了3.9%；求职人数镌汰了17.3万人，降落了4.8%。市场对具有技能品级和专业技能职称劳动者的用人需求均大于供给。

在产业升级的配景下，中低收入阶级的收入增速显着回落，表现为基尼系数已经连续两年上升。从2017年的数据看，低收入组的人均住民可以支配收入增长7.5%，而高收入组则增长9.5%。根据2018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住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同比名义增长8.7%；中位数12186元，同比名义增长8.4%，均较一季度有所回落。

从上图可以发现，从2016年开始，住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始终低于匀称数，反映出贫富差距的连续扩大。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光来自工薪收入差距扩大，更重要的是来自产业性收入差距的扩大。

如本年上半年，国内住民人均产业净收入为1166元，增长10.5%，高于工资性收入1.7个百分点。这在肯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只能得到工资性收入的中低收入群体，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收入泉源。

究竟上，通过抽样观察所得到的差别层级住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是低于实际程度的。如根据麦肯锡的观察陈诉，2017年国内住民消耗了环球三分之一的奢侈品，但从官方统计观察所得到的数据看，占我国生齿20%的高收入组的年可支配收入只有6.5万元，约莫只有美国住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2.8亿的高收入国内住民，其真实可支配收入程度大概大幅被低估。

据那位镇长先容，上海农民从财务部门得到的转移付出非常低，而且已经许多年没有增长了。因此，在部门底层职员赋闲的压力之下，怎样增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程度，应该成为重要任务。日本农民的收入不停高于都会从业职员的匀称收入程度，就是靠政府补贴。我国要实现墟落振兴，更必要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农村住民。

只管这些年来，城乡收入差的比例有所降落，如15年前约为3倍，现在降至2.7倍，但城乡住民收入的绝对差却从2003年的5700元进步到现在的2.3万元。只有收入的绝对差距缩小，才算真正实现贫富差距或城乡差距的缩小。

近来财务减税的呼声很高，对于清除绝对贫困也有具体目的。但是，怎样缓解相对贫困标题，却没有看到非常明白的政策。但随着生齿老龄化的加速，随着全社会产业升级的推进，基尼系数上升标题必要实时应对，怎样通过转移付出等本事来优化国民收入再分配方案，不能再停顿在字面上了。

而且，一、二产业流失的很大一部门职员不能进入第三产业，外貌看只是就业标题，但对于生齿日渐老龄化的社会而言，对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服务的供给则难以同步增长。劳动生齿增长率的降落，有大概出现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告急的状态进一步加剧，服务代价连续上涨的态势，反过来又会增长住民的消耗付出压力。

这意味着我们不光要办理部门低收入群体的转岗就业困难，还必要为以后服务消耗代价的连续上升给住民带来的付出负担增大而提供办理方案。也就是说，用于民生范畴的财务付出，应该在财务付出的占比中要大幅增长。总是通过支持基建投资来稳增长的模式，不能再连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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