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地位沉浮：从全国金融中心，到金融机构几近消失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4 00:12:01

泉源：财经国家周刊作者：刘诗平
“上海已往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以后也要如许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职位，起首要靠上海。”
邓小平1991年观察上海时的发言，重新点燃了创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火把。半个多世纪前，上海曾经是远东闻名的金融中心。
1927～1937年，是上海金融史上的“黄金十年”：政治中心虽在南京，经济金融中心却在上海，中心银行和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银行、证券交易业务所、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云集于此，故都北平早已不可等量齐观，天津、武汉等金融商业都会也被远远甩出几条街。
然而，仅仅20年后，到1958年，上海全部的金融机构消散无影、巨细金融家湮没无闻，只剩下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曾经的天下金融中心、远东金融中心变得空空荡荡。这统统是怎样消散的？究竟发生了什么？
乐成背后的危急
“国家社会皆濒休业，症结乃金融币制与发行不能同一，关键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向来吸吮国脉民膏的政策。若不停然改正，则革命绝望。”蒋介石在1935年3月22日发给孔祥熙的密电，意味着中心政府正在强化金融统制。

1929年前发作于美国的天下经济危急，这时开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上海房地产泡沫幻灭、白银大量外流，白银风潮愈演愈烈。实体经济日子惆怅，融资难使商业银行成为众矢之的，这使得蒋介石进一步感到加强金融统制的须要。

蒋介石通过与孔祥熙、宋子文密商，以为要扭转金融恐慌与财政困难，就得加强控制力气最雄厚的中行，使之绝对服从于中心政府。利用实业界要求政府“救市”之机，南京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敏捷对中、交两行增持官股，收归国营。同时，将夸大市场作用的银行家张嘉璈调离中行。

究竟上，金融危急和经济困难来临时，政府总是忽视市场的作用而加强管制。南京政府云云，时下一些官员同样云云。

国民政府以上海为中心，创建起“四行二局”（中心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心信托局）的国家金融体系。与此同时，为应对白银危急和改变货币乱局，1935年11月乐成推行法币改革，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当代化迈进。

然而，在上海成为耀眼的金融中心之时，在金融统制政策看似乐成的背后，是中国银行业连续二十多年自由发展的黄金期间的竣事。在白银危急和金融统制双重挤压下，原来充满活力的民营银行开始退缩到金融舞台的边沿。币制改革的乐成，终究抵不外日本侵华战役的恒久举行，随之而来的国内战役，终极迎来了恶性通胀的运气。

经年累月战役的摧毁
对上海金融中心的致命打击，来自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役的全面发作。随后，天下金融步入战时统制体系。国土不停陷落，沪上各重要银行总部不绝迁移，银行策划困难，银行家颠沛流离。

为应付危局创建的中（中心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团结服务处（四联总处），因战事一起西迁，1938 年初迁至重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域，成为战时中国金融机构的重要会合地。另一部门上海银行家撤至香港，在香港主持银行业务。留在上海的银行从业职员，则艰巨地维持着业务的运转。

抗日战役竣事，国民政府尚未重现上海金融光辉，国共两党之间的战火又伸伸开来。

1948 年8 月，当国民党队伍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时，它在另一条同样紧张的战线——金融战线上也已溃不成军。内战的巨大斲丧引发严峻的财政危急。为应对危如累卵的财政困局，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大马力开动印钞机，致使物价猛涨，币值已经贬到不及其自己纸价及印刷费的代价。

法币间不容发，经济严峻阑珊，百姓面对飞涨的物价苦不堪言。国民政府随即发行金圆券拯救货币危急。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负责人，对动荡的上海金融市场施加管制。然而，国民政府已经无力回天。金圆券不外是一种更加恶性膨胀的货币而已。短短10个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即增长了34万倍。

战场与金融的双重溃败，南京政府覆亡无可克制。上海的金融市场再次遭遇期间之变。

商业银行的消散
新政权金融体系的构建，创建在对旧金融机构的清算之上。

1949 年5 月27 日，上海解放。从5 月28日起，军代表开始进驻各被接受金融单元。就银行而言，或清算竣事，或改组重生。

中心银行的清算首当其冲。5月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在中心银行底子上创建，中心银行外滩业务大楼及数千名职员被人民银行留用，中心银行自身则退出汗青舞台。中国农民银行、中心互助金库、邮政储金汇业局经接受清算，退出金融舞台。其他如上海市银行、江苏省银行、浙江省银行、广东银行等，同样清算竣事。

中国银行颠末改组，成为人民银行向导下策划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1949年12月，原设上海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往北京。

新华信托储备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官商合办银行被接受后，充公其官股，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在人民银行政策引导下，策划一样平常银行业务。

团结征信所和造币印钞厂在盘货完毕后竣奇迹务；19个官僚资源的保险公司在接受清算后，除中国保险公司和中国航联保险公司继续业务，别的均告竣事。

在华外资银行同样失去了生存的土壤。1950年代中期以后，仅汇丰、渣打、东亚、华侨4家外资银行继续在沪维持存在。

新中国创建时，天下一千多个民族资源银行、银号、信托公司，上海约占三分之一。颠末3年多时间，到1952年11月，它们已被改组改造为一家公私合营银行。几年后，这家公私合营银行的总管理处与中国人民银行私家业务管理局合署办公，公私合营银行从根本上纳入到人民银行体系之中。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于北京。上海不再是中外商业金融机构的搜集之地，也不再是央行地点之地。

金融中心的各种要素都在退出上海。票据互换所、征信所等配套金融服务机构相继休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信托业公会等金融构造相继关张，银行学会、银钱业团结准备委员会相继取消；《银行周报》、《钱业月报》等金融杂志相继停刊……

证券交易业务的取缔
与商业银行一样退出上海金融舞台的，是证券交易业务的被取缔。1949年6月7日，上海公安总队政委铁瑛被关照到场一个紧张聚会会议。关照时保密没说是什么会，铁瑛原以为是部署弹压反革命，等赶到会场后，才知道是商讨怎样办法取缔证券交易业务大楼。

其时的上海证交所，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业务所，其时上海金融活动的中枢，同时被视为“金融谋利的中心”，金融动荡的根源。因此，其紧张性并不亚于弹压反革命。事关庞大，聚会会议决定报请中心答应，对上海证交所这个利用金融谋利的指挥中心予以查封。

“各人肯定要把这次办法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扫而空。”上海市长陈毅在会上夸大。

颠末8日、9日两天的准备，10日破晓，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向导二团四个连的军力，在上海交通大学秘麋集结。8时许，数百便衣干警已控制证券大楼。队伍来到大楼后，李士英、刘德胜率400名公安便衣，按摆设分散进入楼内，忽然困绕并精密查封大楼，同时公布克制交易，禁绝任意外出，禁绝接打电话。

证券大楼9时开门。从上午10时到半夜12时，经逐一查察、登记，一连开释1863人，末了扣押了250名。

取缔证券大楼后，队伍进驻清算。清算完毕，公安总队接受，一个期间的哗闹和骚动就此竣事。上海证交所再次业务，要到40年之后。

金融家的湮没无闻
1948年12月，共产党队伍在战场上势如破竹。政局快速演变，上海银行家面对着去与留的决定。“四行”高层中，中心银行总裁刘攻芸、副总裁陈行，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总司理席德懋，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总司理赵棣华，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陈果夫、总司理李叔明，均远走外洋。

依然留在上海的一些银行家，如浙兴银行董事长徐寄庼与总司理项叔翔、新华银行总司理王志莘与副总司理孙瑞璜、浙江第一商业银行总司理陈朵如、大陆银行总司理谈公远等，在上海解放之际，则留守岗位，主持行务。

然而，随着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大幕徐徐拉开，这些银行家的日子日益艰巨。1952年开始的“五反”活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偷窃经济谍报），更是敲响了包罗银行家在内的资源家作为一个阶级走向殒命的丧钟。

针对资源家的“五反”活动，是紧接着针对共产党干队伍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来。一篇标题为《上海金融业[size=1em]五反活动环境与劳绩》的记者综述（《中国金融》1952 年第7 期）如许写道：上海市金融业“五反”活动，于4 月3 日正式开始战斗，至5 月[size=1em]20 日进入处理处罚阶段。除上海、新华等13 家行庄在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直接向导下举行了“三反”外，别的50 家行庄全部到场了“五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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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腐朽的私营金融业，在‘五反’后出现了新生景象，他们将必须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向导下，老老实实的服从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金融法令，并徐徐地改造自己。”银行家在上海、以致中国大陆开始湮没无闻。

香港金融中心崛起
蒋经国1948 年8月在上海睁开的“打老虎”办法，曾使继承比年战乱的上海银行家颇为不堪。除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等与之有正面辩说外，其他一些银行家对国民政府的信心此时也已动摇，正如陈光甫所说，已经“若即若离”。

在南京政府风雨飘摇之时，李铭、周作民、陈光甫这些顶级银行家脱离上海，去处了同一个地方——香港。

在香港，陈光甫对本地的策划环境、政策环境感到满意，退身之地，他属意香港。上海无法返回，香港于是成为安身之地。他把上海银行香港分行向香港政府注册，成为一家独立策划、与本地没有附属关系的银行。

与陈光甫一样，李铭1950 年在香港设立了浙江第一商业银行，1966 年在香港去世。在战火硝烟与政权更替中，上海的银行家、纺织业巨头及资金纷纷来到香港，参加到香港的发展洪流之中，共同推动着香港工业化转型、金融业崛起。

与陈光甫、李铭继续在香港从事银行业务差别，包玉刚则是脱离银行界，着力在香港发展航运奇迹。在本地有着10 年银行履历的上海市银行副总司理包玉刚，1949 年移居香港，6 年后看好航运业远景，创办环球航运有限公司，一步步发展强大，包玉刚本人则赢得了“海上之王”称呼。

在香港工业化海潮席卷下，在中国本地业务步步萎缩、分行一连关闭，同时在香港打下深厚底子的汇丰银行，徐徐转移到以香港为重心的亚太地域。这种转移，同样也是以上海为策划重镇的怡和、太古等大型英资财团，在撤离上海之后的一次战略大调解。

1960 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工业化海潮连续，香港的纺织、制衣业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塑胶、玩具、钟表、金属成品及电子工业相继发展，动员香港的商业、航运、金融及房地财产向前发展。香港金融业开始趋向多元化发展，包罗商业银行、财政公司、证券经纪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纷纷创建，香港徐徐演进为闻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作者为新华社记者、汗青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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