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特别的报告：权力有毒！最牛富人是怎么死的？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4 00:43:19

12月14日，胡润研究院第四次发布“中国富豪特别陈诉”。“2015胡润百富榜”发布后，17年中（1999-2015）登上百富榜的富豪人数上升至3087位，此中“题目富豪”只有35位，占上榜总人数的1.1%。

泉源：胡润研究院

“题目富豪”只有35位，仅占上榜总人数的1.1%。胡润体现：“出题目的比例比许多人想象的要低，而且这5年从1.4%降落到了1.1%。而在本年百富榜的1877人中，只有6位是出题目的，比例只有0.3%，这6位是黄光裕、郁国祥、黄宏生、张克强、华邦嵩和张文中。”

从企业总部来看，上海出题目富豪最多，有8位；其次是北京，有7位；深圳第三，有4位。广州和成都各有2位。

10年是题目富豪匀称被判限期。最长的是牟此中和周益明，无期；其次是张荣坤和周正毅，19年。

11位企业家被判刑，但现已出狱，包罗顾雏军、兰世立、唐万新、颜立燕、张文中、张克强和周伟彬等。

5位尚未宣判的题目富豪包罗大土河焦化的贾廷亮、泽熙的徐翔和中恒的许淑清等。

2015年2月，汉龙团体刘汉因特大黑社会性子构造犯罪案被实行死罪，成为唯逐一位被实行死罪的上榜企业家。

除了刘汉被实行死罪，积年百富榜上，有13位企业家去世，此中9位病逝，如大连实德的徐明和金莱特的田畴；3位自尽，如闰土化工的阮加根；1位被枪杀。病逝企业家中，除荣毅仁外都年事较轻。

2015年12月，大连实德的徐明于服刑期间病逝。

2015年3月，雨润的祝义财被监督居住。

许多着名企业家出题目的案例，但他们并没有上过百富榜，因此没有被列入此陈诉中，比如建昊团体的袁宝璟（已被处决）和本色团体的吴英等。

权利之毒：最牛贩子之死

上面的“题目富豪”，涉及政治题目的并不多。但无能否认，无论当代照旧古代，贩子都爱玩政治，由于利润极高，但也非常伤害。

作者：雪珥

【一】

贩子玩政治，利润极高，这是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史不停证明白的。

在极其善于“装”的中国汗青上，好像只有吕不韦一人对政商关系的长处驱动开门见山。《战国策》曾经纪录了吕不韦与他父亲的对话。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吕父答复：“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百倍。”再问：“立国之赢几倍？”答：“无数。”吕不韦告诉父亲：“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食；今开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这段对话，发生在吕不韦到邯郸做生意，碰到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异人”（又名“子楚”，即厥后的秦庄襄王）之后。另据《史记》纪录，他碰到子楚的第一感觉，是“此奇货可居”。这是“奇货可居”这个成语的泉源。

贩子吕不韦简直敏锐地看到了商机：对子楚这件“奇货”举行投资，可以撬动红利“无数”的“立国”生意业务。日后，他也简直从这桩生意业务中劳绩了巨大的长处。

贩子玩政治，最乐成的是两人：除了战国时的吕不韦之外，就是西汉时的桑弘羊，两人都混到了总理级别，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把持朝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以致今后中国汗青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不外，在高收益的背后，也有着高风险。这两人了局都极为悲凉：吕不韦因担心秦王嬴政侵占而喝了毒酒自尽，百口被放逐；桑弘羊则更惨，被“烹”而死，全族被灭。

唐代的柳宗元在《招海贾文》中，曾对包罗吕不韦和桑弘羊在内的四位著名贩子的运气有所点评，常为后人所引用：“胶鬲得圣捐盐鱼，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弘羊心计登谋谟。”

这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凌驾政商两界。

胶鬲是商朝末年的贤臣，“遭纣之乱，隐遁为商，文王于鬻贩鱼盐之中得其人，举之以为臣也。”（《孟子注疏》），因此，孟子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孟子·告子下》）。他与后代的范蠡一样，从政时都是贤臣、功臣，做生意紧张是为了满身远害。区别则在于胶鬲的做生意好像仅仅是营生而已，不如范蠡那样阵容浩大，成为商界范例乃至后代的财神；胶鬲厥后再度进入官场，为周文王效力，范蠡则终生不再入仕。此二人，在柳宗元看来，是处理处罚政商关系适当，因此得以善终的范例。

吕不韦、桑弘羊，则与胶鬲、范蠡差别：吕、桑二人，都是商贾身世，而后入仕，终极，两人都死于政治。

四人对比，但凡不停阔别体制、弃“政”从“商”的，好像更能得以善终；但凡不停贴近体制、弃“商”从“政”、乃至以“商”从“政”的，好像更易自蹈险地。

【二】

吕不韦看中子楚“奇货可居”之后，开始运作这桩改变中国汗青进程的“政治生意业务”。他敏捷得到了子楚的信托，他的谋划思绪很简单：帮助子楚返回秦国，争取秦国的王位。子楚则允许，乐成后对半分成：“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在这一过程中，吕不韦作为天使投资者，负担了子楚的全部运作经费及生存费用。乃至，根据司马迁的形貌，吕不韦还将已经有了身孕的姬妾送给子楚，生下一子，取名为“政”，听说这就是日后的秦始皇嬴政。

两人的生意业务盼望顺遂，子楚敏捷完成了人质返国、重回体制、立为太子、即位为王的IPO全过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嬴政——按司马迁说法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子，即位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家僮万人。至此，吕氏完成了第二轮IPO，“立国”生意业务到达顶峰。

与吕不韦自动贴近政治、要做“立国”生意业务差别，桑弘羊的从政则是别无选择的“童子功”：作为贩子之子，他在13岁的时间，因默算本事，而被选入政府继承“侍中”，成为日后汉武帝的密切之人。史料没有过多谈及桑家的境况，但毫无疑问，“贩子”与其说是桑弘羊的职业，不如说是他的家庭配景。从13岁进入体制，直到73岁被杀，60年来桑弘羊实际上不停都在体制内，并没有当过一天的“贩子”，依赖对官俸及赏赐收入举行有效谋划而致富，他在暮年的自述中曾说：“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医生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俭节以居之。俸禄赏赐，逐一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盐铁论·贫富》）

桑弘羊能进入体制，最初就是由于其默算本事（“心计”），厥后能飞黄腾达，则是由于其在经济管理（“言利”）方面的才气。从30多岁与山东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冶铁商孔仅一起，被汉武帝任用到场经济改革开始，桑弘羊在体制中的职位不停攀升，从最初的“侍中”，到“大农丞”“治粟都尉”“左庶长”“御史医生”，到末了的托孤大臣，权倾朝野、位极人臣，成为贩子（或贩子子弟）从政的范例，与吕不韦简直堪有一比。

汉武帝的不朽武功，与桑弘羊为其操盘运作的经济改革密不可分。

汉初国力衰微，面对来自匈奴的千年威胁，只能忍气吞声、闭门不出，但匈奴题目不办理，国防危急终归难以缓解，中华帝国终归将生存在不确定的恐惊之中。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集会。”（《史记·平准书》经济积累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史称“文景之治”，办理国防逆境也就自然摆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汉武帝一改先人闭门不出的做法，自动出击，但战役的斲丧巨大，光靠国库老本并非长期之计，“赋税既竭，犹不敷以奉兵士”。而此时，数十年安居乐业也造成民间的拜金主义，以及对国家大事的漠然，“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百姓重困”（《史记·平准书》）。

正是在此配景下，桑弘羊所到场的汉武帝经济改革出台了。这场改革的诸多办法，其核心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国进民退”，大概确切地说“国进商退”，与此前“文景之治”藏富于民、休养生息差别，这场改革则要求发挥政府对资源设置的刻意性作用，加强财政罗致本事，而且绝不忌讳对贩子阶级举行打压、剥夺。

桑弘羊等人的改革步调，紧张是：

推行盐铁酒专卖。盐铁专卖是早在管仲时期就鼎力大举推动的，在汉武帝改革中，盐铁专卖最初由孔仅、东郭咸阳主导，下派负责各地具体运作的多是贩子，出现了严肃的权利寻租及质量题目。在桑弘羊接办之后，以官易商，鼎力大举整理，推行统购统销，成效明显。桑弘羊厥后总结以为：“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推行均输、平准。所谓“均输”，就是各地上交中心的贡品，不必非要随处采购贡品——由于中心所摊派的贡品，未必各地都有生产。而是按照贡品在当地的时价，另折合成当地生产的产物缴纳，而后由“均输官”（后多由“盐铁官”兼任）同一调运、出售赢利。所谓“平准”，则是国家通过对大宗商品的储备举行调解，从而对这些商品的代价举行调控，防止物价过低大概过高。

举行币值改革。将各郡国铸钱的权利同一收归中心，同一管理铸币质料，同一货币质量尺度，大大提升了货币的公信力，稳固了币值及物价。

实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必须缴纳产业税，每二缗抽取一算（10%），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而所谓“告缗”，则是对不如实呈报产业的人，鼓励告发，告发属实的，被告发者产业充公，而告发者则可得到产业的一半作为夸奖。

这几项政策，大大地加强了汉武帝时期的政府财政收入，得以应对数额惊人的国防开支及其他开支。毫无疑问，在这些步调的背后，桑弘羊等人的贩子配景令他们能更为清晰地看到题目的症结，捉住产业的七寸。汗青证明，中国历朝经济改革，固然都是在政府干预经济上大做文章，但是成效却多有差别。凡是改革者有着做生意阅历的，比如管仲、桑弘羊，改革自己好像更靠近其目的；反之，过程中的变形走样就多，改革成效扣头也大。

【三】

盛极而衰，乃千古定律。

吕不韦成了相国之后，根据司马迁的八卦纪录，不停与太后通奸——那本是他的姬妾嘛，但太后在这方面过于茂盛，吕相国有点吃不消，就给太后保举了一位猛男嫪毐，伪装成阉人，藏于宫中。厥后嫪毐乃至与太后生下两子，诡计夺位，被嬴政发现，灭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

嬴政本想杀吕不韦，但思量其功劳至大，仅仅罢免。吕不韦脱离都城咸阳被贬斥到河南之后，“诸侯来宾使者相望于道”，如许强大的人脉，令秦王嬴政“恐其为变”，于是写了一封信问吕不韦：“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眷属徙处蜀！”要将吕不韦百口放逐蜀地。吕不韦恐慌之下，饮酖而死。

至此，一场大生意业务以休业竣事。不知吕不韦在垂危之际，是否也感慨“立国之赢无数”的背后，也有“无数”的风险。

桑弘羊的改革，对于当时的既得长处团体而言，不但是在断人财路，乃至也是在断人生路。这些人的愤怒，不敢对着体制、对着天子发泄，自然要冲着桑弘羊们，以至于连天降大旱，都有所谓“烹弘羊，天乃雨”的说法。不外，这些人没有“杀羊”的资源与本事。

桑弘羊末了的悲剧，是由于作为托孤大臣之一，卷入了与大将军霍光的政治斗争之中。起首，他们在政策上出现严肃分歧。颠末武帝时期的长期征战，一些大臣提出应该休养生息，霍光对此体现同意，但在60多名高干到场的中心全会上，桑弘羊与霍光等人在盐铁官营等财经政策、匈奴和战等国防政策上发生了猛烈争论，史称“盐铁集会”。其次，他们之间发生了猛烈的权利斗争，桑弘羊卷入了另一辅政大臣上官桀父子策动的政变，终因败露而遭诛杀并灭族。

【四】

吕不韦的题目究竟在那里？可以肯定，绝非由于八卦题目。一方面，所谓秦王嬴政是他亲生之子，以及他在太后与嫪毐的淫乱中所扮演的皮条客身份，史家不停存疑。另一方面，从司马迁的纪录看，即便秦王对嫪毐动手，也并非出于净化宫闱，而在于嫪毐试图夺位。

吕不韦被整理，关键是与秦王发生了根本的权利辩论。

吕不韦投资“立国”的收益，不但在于得到了十万户的封邑，及家僮万人，也不在于当上了秦国的总理，而在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秦国真正的掌舵人。第一轮IPO乐成时，子楚即位，人过中年，加上从前在赵国当人质尝尽苦头，在酒色上举行抨击性的增补，因此，在位3年根本不管政务，都是吕不韦一手掌控。第二轮IPO，嬴政即位，年事很小，“委国事大臣”，照旧吕不韦当国。前后算起来，吕不韦当国统共13年之久，而在这13年中，从经济创建到外交、战役，都是吕不韦一手操盘，因此郭沫若曾评价说：“如果沿着吕不韦的门路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同一中国的。”题目在于，如果吕不韦也能领导秦国同一中华，那在嬴政眼中，这个天下又是谁人的天下呢？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实在反映了他本人对于嬴政的顾虑，进而试图以理论创建来影响、乃至捆绑嬴政。辩论的迹象比比皆是：

一、吕不韦为了编书，集纳了食客3000人，外貌上是效仿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赵之平原君、齐之孟尝君，礼贤下士，搜集英才，但私人权势云云强大，秦王嬴政将有何感想？

二、《吕氏春秋》成书，洋洋20多万字，吕不韦将书放到咸阳市门，“悬令媛其上，延诸侯游士来宾有能增损一字者予令媛”。如许的做派，既是为新书做广告，又是示晴天下英才。吕不韦早已是秦国的“政治权势巨子”，云云大树“理论权势巨子”的架势，秦王嬴政当做何感想？

三、《吕氏春秋》成书当年是嬴政即位8年，次年嬴政就要举行“冠礼”，随后亲政。如许的时机选择，不会是偶合。吕不韦在很大程度上，试图以自己的理论束缚即将亲政的嬴政。他在书中直言编撰的意图：“尝得学黄帝之以是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以是纪治乱生死也，以是知寿夭休咎也，上揆之天，下喻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好坏可不可无所遁矣。”秦王甘心受吕不韦的束缚吗？

四、《吕氏春秋》中所涉及的大量治国思绪，与商鞅以来的秦政相左，尤其提倡对君王的权利举行极大的限定，主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以无为为纲纪”，国君要“处虚”，“无智，无能，无为”，不必干涉具体的政务，只须用力选拔人才和观察人才。关于《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郭沫若整理为五个方面：第一，反对家天下；第二，恭敬民意；第三，同意哲人政治；第四，歌唱禅让；第五，主张君主无为。对照嬴政厥后的做派，可谓南辕北撤。后人叙述《吕氏春秋》，多有提及对相权的鼓励及对君权的限定，这不但是两种治国思绪的比拼，也是吕不韦与秦王嬴政两人实际权利斗争的反应。

从司马迁纪录的文原来看，秦王决定动手，是由于吕不韦被贬斥之后，依然“诸侯来宾使者相望于道”。权利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影响力，被贬斥之后，吕不韦仍有云云巨大的影响力，这不能不令秦王惊心与警觉。

更深一层的题目接踵而至，吕不韦有无大概克制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运气？观察史实，结果并不乐观：吕不韦固然掌权13年，却并未真正把握最为核心的军权，他所采取的3000食客，亦无武才，关键时候，连孟尝君麾下的鸡鸣狗盗之徒也不如；在政权上，他所保举的嫪毐长期与他分庭抗礼，有学者乃至以为在嬴政亲政前，太后-嫪毐与嬴政-吕不韦成为两个竞争的团体，非常雷同晚清所谓的后党与帝党。

一个没有任何自卫本事的人，却试图高调地对最高领导者施加束缚性的影响，他的高调，无非是找死的先兆而已。

【五】

末了要了桑弘羊和眷属性命的，有两个根本缘故原由：

一、任何一个巨大的期间终究要谢幕，谢幕时就必要一只大羔羊作为献祭，以便对冲“巨大”的制造过程中不可克制的暴虐乃至血腥。当期间已经不必要改革者的智慧时，改革者的脑壳大概就是末了一点还可利用的资产。

二、真正有本事要杀“羊”、也末了真正杀了“羊”的，实在都不是他所从事的经济改革的受损者，而在于另一群即便从他的改革中受益、却依然愤恨他挡了路的人——更关键的是，这些人有着远比他更为强大的政治能量及更为断交的杀伐之心。

当桑弘羊投身汉武帝的改革大业时，他应该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遭遇与商鞅一样的了局，乃至连死法都一样暴虐：商鞅是被“车裂”而死，桑弘羊则是被“烹”而亡，两人都被灭族。

无论是商鞅照旧桑弘羊，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大期间的开发者、以致创造者之一，他们对此也都有着确定无误的自我定位。然而，如同国史上任何谋士一样，他们长于为人谋、为国谋，却未必长于为己谋，末了落个悲凉而死。

相比吕不韦，桑弘羊的了局多少有些委曲。他所活泼的汉武帝期间，无疑是中华帝国最为光辉的顶峰之一。顶峰时候的最巨大佳构，就是自动出击匈奴，从根本上办理中国的边患。而在这场绵延数十年的卫国战役之中，战场领军、决胜千里的卫青、霍去病被后代尊为豪杰，筹集钱粮、运筹帷幄的桑弘羊却被看成“言利小人”及“聚敛之臣”而落下千古骂名。

这无疑凸显了中国历朝史家的伪善：他们以为、或冒充以为，巨大的战役可以脱离“言利”及“聚敛”，可以仅靠军事而不靠经济，可以仅靠武士而不靠贩子。后代如北宋著名公知苏轼，因作品中多有对古豪杰的称赞而被广泛看成“豪放派”词人，却也极为刻薄地评价桑弘羊：“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他根本就没搞清：没有桑弘羊如许的“蛆蝇粪秽”，那里能有卫青、霍去病如许光辉光耀的鲜花盛开呢？

吕不韦和桑弘羊，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政治本不是他们的游戏，却过于入戏、过于认真了。

对于吕不韦来说，政治原来于他只是牟利的工具，玩着玩着他却认真了，放弃了贩子的天职与初志，却又缺乏职业政客那种背城借一的刻意与狠劲；桑弘羊固然终身为官，究竟只是贩子家庭的子弟，官当得久了，他居然真以为自己成为这个政权的一部门，以至于要经心全意。

两人都认真了，不懂得功成身退。更为贫苦的是，两人的影响力，正符合管仲当年对“二君二王”的顾虑，成为政权实际上的第二个权利核心。一山岂容二虎，这才是惹来杀身之祸的真正缘故原由。

空有雄心，却无狠劲；空有产业，却无寸铁；空有高位，却无走卒。贩子越位云云，不杀你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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