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的核心竟然是金融业！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3 11:08:45

作者：周建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寺院金融　　寺院金融始于魏晋，郁勃于南北朝，维持于唐中叶前，唐中叶后加快走向衰落。
魏晋以后几百年的战乱和分裂，既摧毁了民间商业，也使得政府光荣和儒家伦理光荣降落到顶点，传统的借贷主体——政府和富商大贾无以为继，而基于眷属、宗族关系的士族田主金融和创建在宗教光荣根本上的寺院金融异军突起，成为浊世金融的主体。此中，以寺院金融的作用更为突出。
到南北朝时期，随着寺院经济的发达，寺院金融也出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专门管理寺院产业的机构——“寺库”，已不但是一个简单的保管财物的堆栈，而是成为了寺院实践自利利他、济世救人、普度众生理念的基地，并为寺院实验有偿借贷、开展金融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寺库”作为中国金融史上最早的大规模从事多种类业务的金融机构，开创了子女典当业、存钱保管业、汇兑业、拍卖业等先河，是明清寺库、银号、票号等金融机构的鼻祖。柯林斯 (Collins) 将僧人们视为管理寺院公共产业的团体企业家，以为僧侣们不但开发了地皮买卖业务的市场， 而且构造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
隋唐时期寺院金融的规模更大。创建“三阶教”的信行法师（公元540—594年）在长安化度寺创建了新的金融机构——“无尽藏院”，将信徒奉献的财物贷与他人，用以济急济难。信行以为单独所行的布施量虽多功德却少，若通过无尽藏汇聚气力，无论布施多么微少，都可不问贫富贵贱、僧俗，相互融通。
无尽藏设有十六种无尽藏施(信徒接济的内容)，不限于钱谷，还可以接济香火灯烛，音声钟呗，房舍床座，以致还可以接济劳动。仅饮食一项，就列入了粳米、糯米、面粉、柴、厨具、调料、蜂蜜、酪、瓜菜等等。他把各位信徒的少量供物合在一起，使其代价和宗教功效得以倍增。正是这种广泛的接济，为三阶教积累了大量的产业，为其开展金融性的“无尽藏”，即发挥雷同今世银行的功能奠定了根本。唐中叶以后，大一统国家的气力增强，皇权无法容忍寺院经济的膨胀发展，新兴庶族田主也无法容忍包罗寺院在内的士族田主的各种特权，佛教寺院谋划环境严峻恶化，直接导致了寺院金融的衰败和民间金融的复兴。隋唐大一统国家的创建有力地维持了社会秩序，带来商业的空前繁荣，并进一步促进了民间金融的发达。       在学习寺院金融的根本上，民间金融广泛开展起典当、保管和存款付出、“飞钱”汇兑等业务，并在唐中叶子女替寺院金融成为新时期金融的主体，创建起较寺院金融更强的竞争上风。
寺院金融的焦点——借贷
只管存、贷、保、汇、兑五大业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寺院金融中已具雏形，但其重要业务还是借贷。寺院借贷重要有 “质举”和“举贷”两种情势。
“质举”，即子女常说的典当，唐时称“僦柜质钱”，是债权人为了淘汰放债风险，要求债务人提供肯定的财物作包管的借贷情势。同时，质押借贷产生了最早的光荣机构——质库，或称永生库、寺库、典当等，历代称谓差异。
“举贷”，亦称“出责”，是民间一种常见的无需抵押而通过左券举行的借贷情势。它创建在债务人个人光荣之上，只以券契为凭，债务与债权关系的维系以券契的存在为条件，券契一毁，债权、债务便算告终。
寺院借贷中的光荣放款大多发生在僧人个人与借贷者之间，而质押放款则大多发生在寺院和借贷者之间。这黑白常符合情理的，由于谋划质押放贷必要园地和大量的管理技能职员，对个人谋划资本过高。
同时，质押放贷面对的人群更广，这使其放贷形成的资产风险非常复杂，对于个人谋划者来说是难以蒙受的。因此，以“典当”为代表的质押放款只恰当于寺院团体来谋划，而光荣放款固然对社会和个人光荣的发达水平有相称高的要求，但是它的实验资本并不高，更恰当僧侣个人来谋划。
质  举南北朝时期，质举在民间已很广泛。东晋、宋、齐还只是拥有产业之家（他们富于地皮、房产、资财，可以大概有效地安置各类“质”物）偶然兼营此业，尚未设置专门的机构收质取利。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设置专门机构谋划质举业的是南齐的佛寺。
寺院置库收质，从南朝开始就已有较为详密的管理制度。寺库在制度上要求对每一笔质举业务都必须记载上账，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免会有违背制度、粗心大意的变乱发生。
南北朝寺院的典质事件相称发达。起首表如今放款对象的复杂化上，从用束苎质钱的布衣百姓到用黄金质钱的富豪大族，再到达官显贵。其次是抵押品，即质物的多样化。如齐司徒褚渊曾以“介帻”、“犀导”、“所乘黄牛”比及建康招提寺质钱。梁处士庾诜为资助邻人，“乃以书质钱二万”。北魏的李元忠，退休后不事产业，客至，“使婢卷两褥以质酒肉”。
关于“质”物代价的评估，《小乘律》中的“两倍而纳其质”正是子女典当业的常制——“值十之物，只当四五”，或“值十当五”。固然，这是就一样平常环境而言的，详细产物大概就要在此间上下浮动。
质押放贷的利率广泛是月息五分，根本依照春秋以来借贷业“倍称之息”（利钱为资本之倍）的惯例。南北朝时期有关质押放贷利率的纪录很少，只有一些诸如“偿利过本”、“主司冒利”等暗昧说法。及至唐代，《唐六典》规定质举利钱不能凌驾资本，又不能回利充本。唐律的这一规定分析其时质押放款的利率广泛是月息五分，但也存在超出五分的征象，因而受到社会的关注，以致政府以法律名义加以规范。
质押放贷的赢利途径，除了征收质举利钱外，出卖质押品也是告急的红利渠道。质押贷款人由于各种缘故原由，到期大概不来赎当，寺院只好“拍卖”抵押品，将此中的风险和活动性升水变现。由于置库收质有大利可图，自南北朝以来，历代连续有所发展，唐宋时一样平常寺院皆“辄作库质钱取利”，质举业成为寺院田主聚敛产业的告急方式。
隋唐以后，工商业发展加快，活动性需求敏捷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寺院典当业的发展。同时，典当开始由寺院走入世俗社会。南北朝时期，专业性的质押放贷机构仅范围于寺院经济范畴。隋唐以后，质押放贷除了僧办以外，另有民办和官办性子的典当行，突破了寺院质库的单一典当模式。
举  贷　　“举贷”作为光荣借贷的情势很早就发生了。《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孟尝君的放债就属于光荣放贷，但因风险大，常限于王侯将相可控的有限范围。南北朝以来，寺院及其僧人出于济世救人的信心，将寺库所藏及个人收入广为放贷，盼望“无尽藏”，大大拓宽了光荣放债的范围——上至官吏以致官府，下至底层百姓及商贩。别的，寺院与僧尼个人、寺院之间、僧尼之间，以致同一寺院的差异机构之间，都存在借贷征象。
固然寺院把借贷网络撒向了社会各个阶级，但最重要的出借对象还是附近的农夫，最常见的出借物是粮食。对于农夫而言，最为急迫的是满意生产资料需求和消耗性需求，以是他们起首寻求的是种子和青黄不接之际的生存必须品。一些佛教寺院通过借贷粮食的业务，吸纳了为自己服务的仆众，并使定居于寺院附近的良民保持附属职位。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最为富裕的寺庙曾在中国起过大型农业银行的告急作用，对本地产生着强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通常环境下，北魏的寺院光荣放贷的利率是“偿利过本”。唐代寺院的借贷期一样平常是春借秋还，约莫半年，故月利率约在8%-10%之间。唐开元十六年令规定：“自以后，天下负举，抵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取利。”开元二十五年令规定，“ 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寺院放贷月利八分至非常，以致积久而偿利过本，都凌驾了法定的利率，寺院的高利贷并不比俗世来得仁慈。
从现存资料可以看出，佛教寺院大量的借贷都是举贷，借贷两边每每通过签署冈蹲悭约条款的情势来包管互助顺遂举行。举贷虽不像质、典那样直接以物作抵押，实际上却要以举债人的全部产业作包管，以致还要其支属连保。这种私契受到法律承认，征债之际，若债务人逃走或殒命，连保人便要负担起代为还纳的法律责任。
在借贷过程中，债务人因停业、避难或丧失归还本事而赖债，寺院田主的对策之一是让郡县代为征债。官府拒绝为僧人出头讨要债务的征象并不多见，更多的环境是如果债务人不能准期如数归还债务，还将受到官吏的毒害。
寺院田主讨债更常用的办法是发挥宗教性光荣的功能，讲说很多赖债人在地狱受苦的报应故事。寺院乐成的独特上风就是基于宗教信奉的社会束缚功能。对于信奉者而言，这种因果报应说是很有效果的，故在宗教氛围甚浓的魏晋南北朝（不绝至唐前期），寺院放债偶然虽不立文契，仍能按期收回本利，这是寺院借贷的机动之处，也是其差异于世俗借贷的特点之一。
短期而言，寺院金融肯定有坏账。但就长期来看，在魏晋南北朝宗教性光荣功能最强之时，寺院金融的坏账率降到了最低点。寺院通过经济伦理光荣、眷属伦理光荣、儒家伦理光荣、政府行政光荣和宗教性光荣相团结的方式，将借贷风险大大低落，这是一样平常的民间借贷根本做不到的。
寺院金融在中国金融史上最大的意义是在民间借贷、官员（官府）借贷之外，开发了依靠社会构造放贷的新渠道。在寺院金融出现之前，中国的商业光荣并不发达，在国家依靠行政气力低落借贷风险外，家庭伦理和熟人关系是另一种可以低落借贷风险的光荣方式。南北朝时期佛教的郁勃，在国家行政光荣、民间伦理光荣之外，创造了依靠宗教的神圣性低落借贷风险的新的光荣方式，开创了依靠社会构造举行大规模放贷的新局面。寺院在借贷市场中的巨大供给与社会需求共同作用，使社会借贷规模大幅上升，借贷的社会化水平大大进步，资源活泼水平和资源设置服从也得到了极大提升，这是寺院金融最大的社会汗青代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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