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不存在, 且极具危险, 印度或超越中国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3 23:58:14

作者：黄亚生

摘要：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本领实现了经济的一连高速增长，根据现在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会合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紧张特性。然而，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汗青，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本领、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结果也不独特，以致它所带来的题目都不独特。

关键词：中国模式；独特性；印度；巴西

一、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连高速增长，纵然在2009年金融危急举世伸张之际，中国仍旧乐成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相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费力积极、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探索出了一个得当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夸大所谓“中国模式”的精良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须要起首明确“中国模式”的根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罗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以致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代价观。 “中国模式”的特别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存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出此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究“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现在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会合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紧张特性。但就举世视角下对部门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举行比力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举行观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乐成履历或发展短缺的角度，或是从汗青和现实的角度举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乐成的履历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缘故因由告竣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乐成的地盘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发展(固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导和卫生奇迹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乐成的缘故因由也大抵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底子教导、打扫血吸虫、打扫光脚大夫、创建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导和卫生举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子。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本身束缚本身的权利，克制对市场经济太过干涉。

就发展的短缺方面来讲，其不敷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大概以“中国模式”的一个范例地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分析题目。备受国内许多学者赞同的 “上海模式”就是如许一个案例，现实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得到太过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断送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肃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央论”为增强国家主导、发展都会、断送农村、支持大企业、断送小企业的活动提供了刚强的理论底子，终极导致住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浩繁国家，终极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把持资源的大量存在严肃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欺压工业症”作育大量赤贫的失地农夫；住民斲丧本事和斲丧数目广泛过低，住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逆境也正是现在中国发展的逆境。

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乐成的履历照旧发展所面对的逆境，都可以从天下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蹊径”，即驻足本身的国情，选择得当本身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二、20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

巴西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可谓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时，巴西军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本事和构造本事，以会协力气办大事的引导头脑，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本领，取得了令天下瞩目标经济结果。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不停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 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古迹年代”。

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古迹”的取得是基于如许一些步调：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税收政策；政府高度器重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行以投资促增长的政策，尤其器重对工业园区创建、根本办法创建等经济项目标投入；政府接纳行政本领大量征收地盘，实现欺压的“工业化”；巴西恒久以来不停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等。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导、卫生医疗等配套办法投入等方面却严肃不敷；国民财产收入的分配机制僵化，导致社会的财富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634，0.602，0.568，均凌驾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巴西的“欺压工业化”作育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夫，这些失地农夫厥后成了都会里贫民区的住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导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作育了大批的低素质生齿，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根据统计数据表现，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险些没有增长，加上当局产业政策方向于资金麋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效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生齿成为犯罪生齿，巴西杀人罪案和生齿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

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固然在20世纪60年代使巴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患。汗青表明，这些题目简直给巴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肃停滞。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古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对比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域和韩国的两倍多，到2010年却不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1/4；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金融危急频频发作，经济发展速率也痴钝难行，效果导致政治上也不稳固，从而更倒霉于经济发展。

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现在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一样的选择政府主导、一样的推行外资优先、一样的GDP崇敬，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固然也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样的地盘设置题目。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例，国内许多学者以为“国进民退”政策及侧重外资而轻蔑民营资源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巴西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思绪和经济数据举行分析，可以肯定“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以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联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古迹，由于这齐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发生过。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对峙以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履历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域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肯定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却恰是由于那几年韩国政府增强经济干涉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解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因此很快稳固并降落至公道程度。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态若恒久恶化，这本身就分析白它的经济模式是不乐成的。别的，彼时巴西经济尚有一个特点就是住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题目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肃，而直到本日也未能得到管理。以是，中国可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改革履历，调解经济发展战略，将国有企业的把持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如许一方面可以削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长平常国民的收入。只有国家的平常国民具备了较强的斲丧本事，才华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实现精良的循环。 “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照旧要落实到斲丧，政府的斲丧数目较小且失其公，而国际市场的斲丧受到的干扰因素极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重新审视和定位平常国民的斲丧本事，这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显得尤为紧张。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汗青，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本领、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结果也不独特，以致它所带来的题目都不独特。因此，具备相似发展履历和发展阶段的中国更应该分析、总结并汲取巴西的履历和教导，接纳更公道、更有用、更均衡的发展方式，既鼓励服从同时要分身公平，驻足当前更应规划未来，而不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社会本钱再重复巴西的曲折发展之路。

三、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态势比力

据天下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表现，1978~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9.73%，印度仅为5.37%；中国吸取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几倍，而且出口远远高于印度；中国的贫困生齿数目和比重相对印度而言也正以惊人的速率在不绝镌汰。基于如许的毕竟，许多学者都以为，中国在20世纪 90年代将印度甩在了死后，落后的缘故因由就是印度在底子办法创建的数目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

我以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由于大量、快速的底子办法创建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是“软件办法”，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导特别是底子教导的投资所导致。本日的印度除了底子教导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来由信任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大概逾越现在的中国。就外商直接投资和底子办法创建方面而言，在中国经济最初的腾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底子办法创建投资的数目是微不敷道的。现实上，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投资范畴更为准确的概况应该是：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底子办法创建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底子办法创建的大量投资，才动员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可从比年来印度的发展轨迹得到实证。现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率已经从原来的4%-5%逐步进步到了8%以上。这些结果是在并没有依赖大规模的底子办法创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底子上实现的。但是，一旦印度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有来由信任外商直接投资会大量流入这个国家。由于经济增长本身将会产生新的资源，并带来投资机遇。而一个国家有了新的资源，就可以将其设置到底子办法创建当中去。对比中国和印度，有些细节值得留意。第一个紧张的细节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增长差距在缩小。匀称而言，1978~1997年，中国的增长速率比印度快近两倍，但在1998~2004年，中国的增长速率只比印度快50%；第二个紧张的细节是，固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率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率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长幅度要远宏大于后者。 1978~200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率约为印度的2.5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率却只为印度的1.8倍。正是这种差别造成了中国远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别。单纯就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之以是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只管经济增长会造成生齿出生率降落，但中国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率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率，部门是由于中国政府具有控制生齿增长这一巨大的政治本事。其政策的未来作用，现在也是驳倒不一，而现实上，天下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鉴戒这种做法，也看不出哪个国家支持这种做法。

促使印度经济增长的“软件办法”中大部门紧张因素都会合在无形的制度范畴，比方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紧张缺陷都会合在有形的硬件办法范畴。这种遗漏紧张变量的观察分析方法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从而判定错误。众所周知，当代社会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直接影响该国的微观经济底子和宏观发展潜力。而通过天下商业情况观察(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得到的一系列体系证据得出结论，那就是印度的金融体系远比中国金融体系发达且有用率，尤其是在对农村地域以及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别的，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支持作用，与此差别的是，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很少有机遇在本国的证券买卖业务所上市，比如遐想、华为等。

中国固然在宏观经济和团体经济方面领先于印度，但在微观经济方面却落后于印度。在2007~2008年度的发展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企业竞争力指数的一些分解指标，如企业营运和企业战略，都表现出中国的排名落后于印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剖析：其一，相对于印度，中国在宏观经济上的排名和在微观经济上的排名并不同等。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是创建在强大的微观经济底子之上的。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宏观经济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权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非常敏捷，但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因此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高，却在微观经济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长速率会升上去，要么中国的增长速率会降下来。这种宏观和微观不同等的征象是不会恒久一连的。其二，这种不同等的征象只出现在近来的发展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在早期的发展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的排名都领先于印度。 1998年，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中国排在第42位，而印度排在第44位。 1998年以来，印度不停都在稳步、一连地改善其微观经济底子，这些改善固然没有立即产生宏观效果，但随着改革的继续，印度经济必将得到改革回报。

和印度相比，我以为中国最大的上风是遍及教导程度，而不是底子办法创建。现在中国在GDP崇敬的指引下，不去投资教导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修路，将教导和卫天生本转嫁给中国百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议。印度现在正大力大肆增强它的底子教导投资，但在短期赶上中国不太现实，这大概才是印度与中国相比的真正劣势。

　综上所述，所谓的由于大量、快速的底子办法创建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带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促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崛起而且一连较长时间增长的缘故因由是“软件办法”，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导特别是底子教导的投资。本日的印度除了底子教导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制度创建、金融体系、企业发展以及软件开发等“软件办法”的构成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来由信任未来的印度经济可以大概逾越现在的中国。

四、结论

关于中国经济题目的讨论优劣常复杂的，仅仅关注中国短期的GDP增长，为了所谓的“国家长处”断送整个社会的福利绝不是恒久之计。通太过析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以及80年代经济停滞的缘故因由，可以肯定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且极其伤害；而通过观察印度经济近些年的妥当发展及其乐成缘故因由，又可鉴戒其乐成之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软情况”。这从一个侧面分析白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乐成的。基于对中国经济乐成履历的鉴戒和印度已经在“软件办法”等方面所做出的规划和积极，有来由信任印度精良的微观底子在宏观经济指引下康健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大概逾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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