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李嘉诚：一个制度的失败和一个商人的成功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4 00:10:19

　　近来我写了《强权特首的回归与李嘉诚的出走》的文章，把“占中”发作的根源归结为香港社会贫富差距的不绝扩大，还说中心要以“强权特首”推动政改，肯定会触动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豪富豪的长处，这也正是李嘉诚把注册地迁出香港的缘故原由。

　　看起来，我似乎对香港首富李嘉诚老师有很大的意见。也有人在复兴内里问我：是不是李嘉诚才是“占中”运动的幕后黑手？

　　我的复兴是：险些不大概。

　　“占中”运动所暴袒露来的经济社会题目，不是李嘉诚等少数富豪的个操行质出了什么题目、大概在背后搞了什么诡计，而是香港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缺陷导致的。对此，我们须有更苏醒、更深入的认识。

　　（1）

　　从长处分析的角度来说，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们肯定是渴望“占中”运动取得胜利的。如果香港真的搞不受限定的普选，大资源就会如鱼得水，更好的利用特首推选，得到更多、更大的政治资源。

　　但是，以李的聪明，不太大概做出支持“占中”这么愚笨的事。在中国，贩子自动挑衅中心当局的结果是很严峻的。如果连这都不知道，那他根本就成不了华人首富。只有以报道桃色消息著称的二流小报《》老板才大概犯这种低级错误，李嘉诚不会跟黎如许的人在一个层面上思考题目。

　　从可公开查实的纪录来看，李并不是诡计家，而是一个具有非凡聪明的、操行上也比力美满的商业首脑。他始终保持一种“在商言商”的务实作风，与政治保持着公道的间隔。他会奇妙的利用政治资源来为本身的商业帝国服务，但始终不会跨过商业界限去直接参加政治斗争。

　　1982年，李嘉诚得到了邓小平的访问，今后江总和胡总都单独访问过他。这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政治资源，成为他积累财产的紧张依靠。但他并未像霍英东那样，到中心当局谋个政协副主席如许的一官半职，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

　　他始终以一个贩子的身份来恭恭敬敬的处理惩罚和政治家们的关系，“闷声发大财”，绝不越雷池半步。由于对商业运动的专注，让他终极在财产上远远的把霍英东甩在了背面。

　　以是，李嘉诚的政商聪明，照旧很高明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由于他的这些高明之处，而对他所代表的的大资源团体的权势，以及支持这个团体背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产生错误的好感。

　　（2）

　　通过公道的商业运动挣钱，原来是很正常的事。它会引发企业家的创造力，驱动着人类社会不绝进步。但毕竟挣怎么的钱才算是公道，却是众口纷纭。我以为，有一条原则应该被广泛遵照：一个人的财产，应该是他为社会创造的代价的回报，而不是去劫掠别人创造的财产。

　　李嘉诚的财产，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并不符合这个根本原则：

　　第一，是地盘增值的收入。这是李嘉诚在香港赢利的第一大泉源。
　　在地盘上盖上房子，修建本钱并不很高，如果只是赚一点规划筹划和建立维护的利润，那李嘉诚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建材厂老板的收入程度。香港天价的房子，代价内里最大头不是修建而是在于地盘的代价。而这个地盘的代价，并非李嘉诚大概任何一个富商创造出来的。它是由香港的地理位置、汗青职位以及全体香港人的积极创造出来的。占着某一块地，把它新增的代价变成钱放到本身包里，就是是不公道的收入。

　　香港回归后，为了实现“香港来日诰日会更好”的答应，中心提供了很多政策上的支持。像这个“自由行”，大量的当地游客到香港去购物旅游消耗，就可以让当地的商家挣更多的钱。
　　比如卖奶茶的，原来一天能卖3000元的奶茶出去，扣除本钱能挣1000块。大陆游客多了以后，能卖5000块钱出去，可以多挣1000块钱。

　　但是，商业繁荣很快就会动员租金上涨。如果店面租金涨个1000块钱，就把新增的全部利润抵消了。效果就是卖奶茶的东家比从前更忙，但是挣的钱照旧跟从前一样多。

　　那么，这新增的1000块钱原来是大陆游客带来的消耗，也是奶茶东家的辛劳积极创造出来的财产，却被谁拿走了呢？就是被地盘房屋的全部者拿走了。全部者着实啥也没有干，投资本钱加利钱也早收归去了，就是坐地生财。这跟拦路掳掠的匪贼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匪贼黑白法的，而涨房租是正当的。

　　再比如，中心把大量的国有企业放到香港上市，刺激了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如许金融从业职员的工资进步了。但是一转身，房价和房租涨得比工资还快。效果就是金融业从业者工作比从前累，买完房大概交完房租以后剩下的钱反而比从前少了。
　　如许，中心为香港提供的好政策，大陆游客创造的新消耗，长处就全都被大田主给拿走了，香港的平凡百姓并没有享受到长处。

　　第二，就是电信、水电、自然气这些把持行业的利润。这是李嘉诚家属财产的第二大泉源。
　　这些东西跟地盘一样，属于生存必须品。而且属于自然把持行业，竞争门槛很高，很轻易形成寡头把持。如果物价广泛上涨，起首你是要砍掉衣服、鞋子、娱乐这方面的开支，而通讯、水电、自然气方面的开支是刚性的，很难砍下来。以是就跟地盘一样，经济增长导致平凡百姓的收入增长，效果水电气跟着涨价，一转身新增长的收入又拿给跟李嘉诚的电力公司、自然气公司做贡献去了。

　　——地盘、电信、水电、自然气这些生存资源的把持，足以把平凡人的收入限定在一个只能维持根本生存的范围之内。一旦社会收入程度团体上涨，只必要这些底子物资跟着涨价，那么就可以安若泰山的把全部人的新增收入酿本钱身的财产。

　　以是，我在上一篇文章内里说，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2013年，香港的GDP增长了一倍，李嘉诚控股公司的市值和赚到钱的增长了几十倍，他的公司的市值相称于香港GDP的50%。同时，中下层人民的生存根本没有改善，其根源也就在于此。如许的经济制度不改变，香港经济再怎么发展、中心再怎么给政策着实都是没有用的，长处不会流入人民手中，只能不绝增长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几各人属的财产数字。

　　李氏家属财产的第三个不公道的泉源，就是利用“政商关系”来规避金融市场的须要羁系，规避税收使命，得到“非法”利润。

　　这里的“非法”要打上引号，是由于这些举动颠末法律专家的包装，从外貌上看都是正当的。2013年，就有好几个香港社会团体抗议，他们说李嘉诚通过旗下的上市公司一年净赚67亿元，但是在他雇佣的法律专家和财政专家的资助下，“正当避税”，末了一分钱的所得税都没有交。

　　李嘉诚1985年收购港电团体，按照法律，收购35%以上的股权要提前公开声明，并公开很多交易业务细节的，以免双方同谋坑害小股东的长处。但是李嘉诚并没有服从这个使命，而是通过幕后运作得到了当局的特殊宽免。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计划收购互联网公司Tom.com的股票，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大股东必须最少持股两年以上才是把股票卖出去。于是——很自然的——当局决定给予Tom特殊的宽免：允许大股东在6个月之后就可将他们的股票抛出，以便李嘉诚顺遂完成这项收购。

　　这种正当的“宽免”险些每次李嘉诚在搞大收购的时间都会发生。我们在前面说了，李嘉诚不会跨过商业的界限去干预政治斗争，但对于利用政治气力来谋取商业长处的事，则是绝不客气的。

　　可以这么说：在香港，金融羁系和税收规则这些东西就是为平凡人所设的，而对于李氏家属，则只必要在关键时候被当局“宽免”一下就可以了。

　　以是说，李嘉诚老师固然具有极为良好的商业天才，但是如果没有这三个东西做支持，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平凡的富人，其财产绝不大概到达本日如许富可敌国的程度。

　　通过这三个途径——地盘、公用办法把持和规避金融税收等当局羁系——获取的财产，并不来自于李嘉诚老师为社会所创造的新的代价，而是他从别人（租商店的小东家、租房子的白领、股市的中小股民以及广大中小纳税人等等）创造的财产中直接掠夺过来的。

　　（3）
　　只管云云，这个事变，我以为也不宜太过的求全谴责李嘉诚老师本人。他是在商言商的，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家的本能。这些长处他不去抢，自然会有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这些人去抢。总之，就是长处绝不会落到平凡香港市民头上去。

　　以是，真正必要反思的，不是李嘉诚老师的个操行质，而是香港的这个制度环境。

　　1978年，李嘉诚用私开大量散户户头的方法机密坐庄九龙仓股票，末了狂赚数千万，而且以此为筹码跟包玉刚搞内幕交易业务，取得了对和记黄埔的控股权。这成为他跨向香港首富的关键一步。

　　二十多年后，当时别的一位富豪、国美团体老板黄光裕——他非常倾慕李嘉诚的风范——按照同样的伎俩利用中关村的股票，试图重演李嘉诚的财产神话。但是很不幸他生在了中国大陆而不是香港，以是末了的效果是在2008年以涉嫌内部交易业务罪被捕入狱。抓起来一查，又把他为了方便幕后利用向当局官员贿赂的事给查出来的，末了给判了14年。

　　黄光裕和李嘉诚都是潮汕人，算是老乡，都是出身社会底层白手发迹的商业天才。算起来，他们都是做实业出身的。黄光裕靠的是卖电器，为消耗者低沉中心环节的费用，靠创造如许的代价来致富；而李嘉诚则是著名的“塑料花大王”，简朴来说就是做塑料成品发迹的。这些钱，总的来说是赚的很干净的。用如许的方式来赢利，就是我们说的企业家精力对社会进步的驱动，值得恭敬，正凡人也绝不会因此而“仇富”。

　　但是，作为良好的商业天才，在通过辛劳积极赚到第一桶金之后，他们都敏锐的发现：依靠实业来赢利是很辛劳的，你卖电器别人也能卖，你生产塑料花别人也能生产，要想连续不绝的赢利，就要天天突破头去思考怎么迎合消耗者的需求。一旦哪一天松懈了，消耗者对你的产物质量、代价不满足，你就没钱赚了，就会被竞争对手打压下去。

　　相比之下，如果囤一块地盘等着它升值赢利，大概把持一个都会的水电供应大概通讯网络渐渐涨价，大概买通当局官员利用金融市场，这个钱就要赚的轻松的多、快的多。消耗者的需求就不像卖电器、卖塑料成品那么紧张了，岂非水价涨了你还能不喝水不成？房租涨了你还能睡大街？

　　总之，就是在夺目的商业嗅觉的支配下，李嘉诚和黄光裕都不谋而合的选择了“转型”：从买电器、做塑料支配，向着利用金融市场、囤积地盘的方向变革。对贩子来说，放弃本钱高收益低的奇迹，转向本钱低收益高的行业，这是理所固然的。对不对？这个东西出自人性，换了你我处在谁人位置上，也会这么想、这么做。

　　那么，既然利用股市、囤积地盘这些奇迹这么赢利，怎样才气克制这些聪明的头脑都去干这些事儿，从而陵犯实体财产的发展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度安排，来改变这内里的“本钱-收益”的盘算。香港的那种制度安排，李嘉诚的选择就是最优选择。只要他富足聪明，就肯定会从塑料花大王变成“金融-地盘”富豪。不但李嘉诚，包玉刚从前是船王，搞航运的，他也很及时的选择了“登陆”，跑到陆地上来玩房地产。以是在雷同的制度安排下，商业天才们的选择都是殊途同归。

　　相反，在中国大陆的制度安排下，黄光裕的选择就不是最优选择，由于这种变革的“制度本钱”极高、风险极大，一不鉴戒就会被抓起来关个十几年。相比之下，固然卖电器辛劳点，但毕竟也是很赢利的，照旧老诚实实做实业比力好，对不对？

　　——固然，大陆的制度也有很多题目，有很多人发了不应发的财。房地产、电信、供水这些行业，内里也有很多钱是创造财产的回报。这些细节的辨析，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这本书内里有更深入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只必要记取这么一点就够了：
　　“好的制度可以让最聪明的企业家把他们的才气用到为社会创造财产上，坏的制度则会让他们把聪明才智用来掠夺这个社会已经存在的财产。”

　　如果是前者，企业家越赢利，人民生存就更好，比如像马云搞淘宝、马化腾搞微信、任正非研发程控交换机、梁稳根造重型机器、鲁冠球做万向节、李嘉诚做塑料成品……固然不能说他们的财产就没有瑕疵，但总的来说，如许的企业家就是是越多越好。他们赚的钱越多，我们这个社会越进步。

　　但如果是后者，企业家赢利越多，人民生存就越糟糕。范例的就是李嘉诚把香港变成“李家城”，利用地盘、水电、自然气、电信这些东西坐地收钱，把香港人民创造的财产收入囊中；尚有像墨西哥的卡洛斯，把持国家电信、金融、交通体系，他一度逾越比尔盖茨成了天下首富，而墨西哥人民却生存在毫无渴望的毒品泛滥和黑社会横行的环境之中；苏联瓦解以后，寡头们依靠快速的夺取国家的石油自然气资源变得富可敌国，人民生存却陷入绝境……

　　这些，都不是寡头们的“错”，而是一个制度的失败：它为掠夺性的商业运动大开方便之门，引导着那些最聪明的头脑去从事谋利、操控和把持。在这些最聪明的头脑的向导下，这个社会的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技能被投入到缺乏创造性的部分，而让创造性的商业运动“失血”。
　　一个李嘉诚站起来，一千个企业家就会倒下去。

　　就在和香港一墙之隔的深圳，这几十年来，华为生产的交换机，卖到全天下，改善了从芬兰到南部非洲人民的通讯质量；腾讯研发的微信，让跨国通讯险些免费，叙利亚人民连打内战都用得上；小米的手机，也卖到了全天下。至于一些创新的中小企业，就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比深圳多发展了好几十年香港呢？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各人属在那边刷存在感，名字都快听出老茧了。不管软件硬件，险些没有什么天下着名的品牌是从香港走出来的。李嘉诚的奇迹早已经走向全天下了，但眼睛也是盯着人家的燃气、水电供应和电信企业，要不就是跑到当地来囤积地盘。他们为这个天下创造了多少有代价的财产呢？大概说，他们毁灭掉了多少匿伏的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时机呢？

　　（4）
　　阅读李嘉诚、墨西哥的卡洛斯如许的人的传记，总是为他们从底层开始奋斗、降服各种艰巨险阻取得乐成的聪明、勇气和操行魅力所赞叹。一个人可以或许在一生的时间内，白手发迹，积累起云云巨大的财产，着实是一项惊人的结果。

　　但这么多巨大的人类才气，好不轻易才会合到一个人身上，我们的制度安排，却终极让它被用来向这个社会掠夺财产、拦阻社会创新，这又是一个多么可骇的丧失。

　　——为了夺取稀缺资源而相互竞争，是大部分位于食品链高端的动物的常见举动。鳄鱼会吃掉别的鳄鱼的孩子，狮子会咬死入侵本身领地的同类，“一山不容二虎”也是各人耳熟能详的典故。这种“生存竞争”，可以被视为物种进化的一个须要环节：镌汰掉体力比力弱的同类，只生存最强健的个体基因，使得这个物种本身可以或许代代相传，在暴虐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

　　作为食品链最顶端的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对手，其内部竞争也就比狮子鳄鱼更加剧烈、更加暴虐。在人类社会的最早期，以部落为同盟的相互征战，就是这种生存竞争的表现。古代的战争，说到底着实也就跟狮子夺取领地一样，是为了为本民族夺取生存资源。失败的一方会被屠杀大概变为跟班。有史以来，人类非自然殒命的紧张缘故原由，就是被本身的同类杀掉。

　　但是，人类通过理性的反思，开始徐徐改革这种不共戴天的竞争机制。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控制生养来控制人类数量，保障底子的生存资源够用。除此之外，尚有两个因素使得我们与狮子老虎分道扬镳：

　　第一，人类可以通过劳动来创造财产，而且懂得相互交换，而不是像狮子老虎一样只能夺取现有的自然资源；

　　第二，人类个体在体力、智力、情商等方面的差别，可以通事后天的医疗、教诲、培训等方式来增补，并不愿定要用基因镌汰的方式来实现种族优化。有些贫民素质低、有些贫民是很懒惰，但这也紧张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责任，没有在他们必要教诲的时间提供富足的教诲，没有在他们探求时机的时间给予公平的时机。

　　有了这两条为底子，人类社会的竞争机制就徐徐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紧张不是优胜劣汰，让胜者生存、败者殒命；而是为了选拔和锻炼良好的人才来构造生产，进步资源的利用服从，让整个社会的财产数量不绝增长，让本事比力弱的人也可以或许享受更好的生存。总之，就是社会的团体进步和长处均沾。

　　前者，是动物天下的竞争法则；后者，才是人类文明天下的竞争准则。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香港的这种自由资源主义制度，就是一个很坏的制度、一个失败的制度。它是有剧烈的市场竞争的，在竞争中胜出的人确实也很良好、很醒目。但它表现的是动物天下的竞争法则：赢家通吃，让弱者失去发展的空间。

　　西方的自由资源主义经济理论，它的长处在于夸大竞争，通过以代价为底子的竞争机制，来把人类的生产运动构造起来、引发人类的创造潜能并从中挑选出良好的人才来控制经济资源。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当局来监督制衡，让利用地盘、公共奇迹把持和金融市场利用的方式得到利润要么黑白法的、要么以税收等情势收归国有，让企业家只能通过为社会创造新的财产来赢利；如果我们不能如许，那么这种竞争机制就会不可克制的向着动物天下的竞争法则演变。创造者终将会变成掠夺者，“塑料花大王”终将会变成地产大亨，卖电器的终将会变成炒股票的……总之，就是通过任何情势积累起来的资源都终极会走向利用资源本身直接向社会吸血的门路，以扫除同类的方式来得到本身领地的扩张。

　　以是，我们本日要把“占中”的责任归结到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大资源家的头上，不是说李老师肯定是“占中”的幕后利用者，也不是说他这个人操行低劣、程度不高、坏事做尽，以是我们要反对他和他的家属，要找这么一个替罪羊。而是说他赖以发家的这个竞争制度是不公道的，他从这个制度中得到的财产也有很大部分是不公道的。要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繁荣的香港，就肯定要改变这个制度，也就不得不触动李嘉诚老师的长处，并扫除他得到不公道财产的渠道。不但云云，在中国大陆内部，我们本身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些年暴袒露来的类似的题目，也必须加以改革。能者多劳，劳者多得；创造者得到额外的利润，掠夺者得到公正的处罚８咝丝一个人，我们这个社会都负有教诲、训练之责，负有提供发展时机之责，让他的体力和智能可以为他本身和社会创造财产，而不是利用竞争机制把他们挤压到最底层。惟其云云，我们才气徐徐的离动物天下越远，离文明期间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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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晓鹏，经济学博士，著有《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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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李嘉诚：一个制度的失败和一个商人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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