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完李鸿章的金融课，我们一起聊聊金融史吧！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4 00:42:41

中国通商银行建立前后的15 年，是中国近当代史上一段“改革”的年代，在政治、交际、经济、立法各个范畴，新旧权势剧烈辩说，东西文明争锋斗法。首轮刺激来自甲午败北与1895 年的《马关条约》，愤怒的学子们为变法“公车上书”，朝廷也出现了求变的呼声。第二轮是1898 年，光绪天子在康有为、梁启超的鼓励和辅佐下，搞了震动朝野的“百日维新”。最紧张的一轮发生在1901~1911 年，史称“十年新政”，大清朝廷被迫顺应局面，废科举，兴新学，开民智，申民权，推立法，引西制。1911 年“辛亥革命”暴发，固然在武汉有械斗，但在社会经济生存范畴，根本是一次迟钝连续的改良。这三次打击像是在背后打了几巴掌，中国人向前一趔趄，仰面就遇到了西方当代天下正视的眼光。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不绝地打击东方的河流，现在到了一个合流同往的出海口。

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出使的官方照片
这场世纪之变中有一段逸事，主角是年逾七旬的一品大员李鸿章。1896 年，他头顶“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冶┩洁毅伯李”的名衔，出访欧洲诸国及美国。偶尔之中，这成了大狷介官迟来的一次外洋游学，特别故意思的是安排李鸿章来到了西方金融系的大讲堂。此事在中国绝没有像在西方报道的那么热闹，但也有精妙文笔，留下很多中堂大人的逸闻趣事。

和清当局其他地方大员相比，李鸿章的财务金融知识向来缺少。在1875 年的“塞防”“海防”之辩后，左宗棠跑去和汇丰乞贷，加强了楚军在新疆的防务气力。而李鸿章直到“甲午战争”打起来了才仓促想到求借洋人。他的洋务运动，乞贷投资，都是下边人以他的名字鼓动操盘，李鸿章除等、靠、要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没有提出过自己的什么金融主张，更没有笔墨提及中堂大人在动员资金方面具有与其动员军力并驾齐驱的本事。

1895 年，国人皆斥的“卖国贼”李鸿章，代表太后和皇上，在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允许补偿日本二万万两白银，以一人之身吞下弱国无交际的苦果。原来以为这位大清一等能臣到了“下课”的时间，没想到老太后又降旨非要逼着他出一回洋。1896 年5 月，李鸿章带着在日本“中枪”尚未复原的老身，出任致贺俄国天子尼古拉二世登位的正使，出访英法德俄美五国。外电报道中曾提到，这是大清国重臣降贵纡尊，各国都用最审慎的仪式表现对他的热烈欢迎，在国际上掀起了一阵交际小旋风。然而只有李鸿章内心明确，他真正的使命，是低三下四地去恳求列强在财务金融方面对大清朝廷高抬贵手，以保佑对日失败后的朝廷能迈过付出战争赔款这道鬼门关。

这是李鸿章在伦敦与宰衡沙士伯雷爵士的合影
李鸿章肩上背着几个极重的包袱，第一个要抖开的就是与列强探讨，将对华出口商业税从5% 进步到10% 。其时大清的关税收入，已快要每年3 000 万两白银，为“补偿”甲午战争，朝廷又背上了新债，未来20 年的海关税收都做了还款包管。这进步中国入口关税应当是大清的内政，但是当年清当局却无权自主决定。原来，1842 年签署的《南京条约》早就规定，中国的海关关税是抽5 厘，朝廷已经被迫放弃了自主权。这个税率是天下上最低的关税，已经50 多年没变过。现现在要进步此税率，还必须得到签约列强的同意。英国其时的宰衡沙士伯雷侯爵（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听了李鸿章的陈说，和颜悦色地回复：你们想加税，可以呀，但大清必须允许“遍开本地，尽除阻阙”，“华必遍谕父母官，掩护本地英人之性命产业，商埠必宜广辟”（见当年伦敦华文消息报道）。李鸿章深知，要买通本地商埠，他既无朝廷成命，亦未必能见实行，这诚比在国外与虎谋皮更难。李鸿章就是巧舌如簧，也赢不了与英方各界的辩说。当年的报道，读来犹如门生进了论文答辩科场，大人理薄词短，洋人教导连篇。

李在英尴尬难明之际，改良派康有为的大门生梁启超正在上海的《时务报》上连载他的《变法通议》。就进步关税之议，他作了一篇《加税论》，内里说：“日本当通商之始，其不熟情况也，与我同；其见贻见劫，而误载税于约章也，亦与我同。而近岁（日）与诸国换约，无以异于他国”。梁高声疾呼：日本一小国尚能做到自主，大清国一品大员，在洋人眼前连提修约都不敢提。列强将我大清私权变公权，不可一世，可恶之至。中国不务自主，欲倚他人，自招其辱，亦愚弱不可及。

李鸿章不但低声恳求增关税，而且抱着更大的渴望，想借英国之力排解“镑亏”，这是他背负的另一个大包袱。大清自1870 年西欧各国转向金本位后，不绝在借金还银上吃银价下跌之苦。李鸿章以为金价日增，债台之主就是英国人，俄法德虽在还款金银比价上说得好听，不外是空口情面，只要英国人差异意，“镑亏”就无解。甲午之战对日赔款2.3 亿两，日本人对峙要用“金镑”计价，如到场未来银价对金镑的贬值，那五年的赔款额就大概增长一倍。李中堂万般无奈，理想由中国与日本共同锁定金银兑换价，给以三五年的时间，使中国的赔款额能相对固定。熟悉到日本人是不会对大清发这点慈悲的，李鸿章就看看英国宰衡能不能行行善，让中英间商业按固定汇率结算。对此，英国人的回复给“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的李鸿章又上了一课。他们说，这固定汇率程度那里是谁能说了算的啊？银行说了不算，宰衡说了也不算，这事得上议院辩说。但议员听谁的？还是要听英国大商家的。而英国商产业然要以英国的优点为重，固定汇率对他们有什么优点？哪国不是云云盘算的啊？几句话，把李中堂噎得无言以对。

另一个令中堂大人气喘吁吁的包袱是外债本钱，如果能低落1 厘，都是大清和百姓的福分。在伦敦时，两家大的商业银行放肆浪费宴请大清第一重臣。汇丰银行主席假座海德公园的水晶宫，门外车马喧腾，宫内簪缨云集，主宾三百人，觥筹交织。中堂眼见银行的宣扬，发迹赞誉汇丰银行主席说：你们在中国赚了大钱，在中日鏖战之际借给了我们钱，真是太有眼光了。云云“才猷练达，性情慷慨，操行端方，举之以充总理，其行立见大兴”。言下之意，是以一行之势比附了一国之兴。但是汇丰可不会由于如许的恭维给大清体面，它借给英当局国债的利钱只有2.5% ，比借给大清当局的利钱低了一半还多。李鸿章在这次宴会上被主人告知这个数字，心中可真是打翻了五味瓶。

在法国时，他和巴黎大银行的总裁也有这么一次窝心的对话。在金碧光辉的会客堂里，李鸿章像是一个做小生意业务的人，低声静静地问总裁：大清想跟你们借点钱，能不能不要“与国政相干”？总裁说：好哇，我也想这么干，我借你一大笔，利钱还低。李听了就仓促地要求：那咱们本日就把它办了吧？总裁回言：那不可，我们这里服务有步调，要通过众人审批。想必这一句话，凉了中堂大人的心，他又愤愤地问：如果我们还不了你们银行的款，贵国会不会发兵船代索国债乎？总裁一脸无辜，复兴说：平常商业中人，岂能遽请皇家发兵讨债？话已至此，李鸿章怨愤仍未发完，又提起一个新的话头。他问道：为什么你们给俄国乞贷不要质押，但偏要扣抵我们的海关税款？这个题目不是自讨败兴吗？总裁狡黠地回复：俄国申明，颇觉信而可质；你们大清的事儿，苟无可信，法人又不能全信，没有抵押，就没人乐意掏钱，你说怎么办吧？这真是太让人狼狈万状！李鸿章名顿开，原来列强不但倚重洋枪洋炮，银行以一支千钧力笔，运筹帷幄，还是挥斥大清。银行家看上去彬彬有礼，着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私密的客堂里，中堂以为自己就是在上书房，与几个人静静策划一下就行了，着实这些人死后总是人影憧憧，不是当局议会，就是兵船枪炮。追念起自己搞洋务20 多年，从未把西方银行家看在眼里，中堂大人肯定是痛恨交集。大清必须有一家自己的银行，就不信中国没有与西方抗衡的财力。1896 年底访英返国后，正赶上盛宣怀为建立中国通商银行在朝廷据理力图。李鸿章天然是绝不夷由，和光绪朝革新派官员、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一道，以重权之权势挺盛宣怀之议。通商银行招股时，中堂大人的儿子李经迈还解囊两万两，以表现对父辈奇迹的支持。

李鸿章在讲堂上受了刺激，但他张罗的搞当局银行却完全不到位。中国通商银行固然建立了，可它怎么给大清朝廷贷款？怎么为当局融资？怎么创建一个有信誉的钱币体系？李鸿章不知道，他的金融课只是从门缝里旁听了几句。盛宣度量定“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为通商银行宗旨，眼中只有股东、他个人和关联企业的优点。中堂大人对大清纵有“无论怎样浩劫，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梁启超语）的风格，也无法把一家商业银行拉上当局银行、发行银行的轨道。

上完了李鸿章的金融课，让我们来到另一个科场，这里正在举行一场乡试。李鸿章在西欧出访没有管理的题目，现在上了八股恩科试卷。乡试第二场的策题二问的是“镑亏”，朝廷已从告急外国当局转向招揽国内经济对策上来。

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 年。试卷上的庚子年指的是1900 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当年恩科停考，比及第三年才得以“补行”。在旧时科考的体制中，乡试只是一个“中等学位”或相当于中专毕业，中了秀才的考生可以到场乡试，考中了就叫举人。固然这个名头的含金量和当今的学位不能比，有了它就具备了颠末选拔成为官员的资格。这一年，从西安逃难回京的皇上，为到场江南乡试的恩正科第二场的“高中生”们出了几道经济策论考题，此中的策题二是“维国权策”，标题是：“各国改用金币始于何时？金价日增其故安在？主之者何人？若中国偿款用金亏损甚巨，拟亟策。”试卷还注明其他标题要套用八股，此题则不必。我们要记得，此时的中国尚没有西式大学，更未开办过经济系或金融系。皇上要从民间学子中寻求“钱币汇率”良方，不耻下问，最少分析白两个题目。第一，“镑亏”如芒在背，朝廷大员亟寻出路；第二，经济和钱币学问成了选拔国家管理官员的必备知识。

上海市嘉定博物馆收藏的一份“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科乡试”考题

在世纪之交，“镑亏”的题目由于战争赔款而激化，但着实银价下跌已经有几十年汗青，中国人为此反复亏损。在汇丰银行档案馆里，我看到1885 年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授权的招商局汽船公司乞贷条约，直接包办人是盛宣怀。其时英国人给了两个选择，或用金镑计价，利钱为6 厘，或借银还银，利钱7.5% 。盛选择了前者，招商局用银还金贷，结果银子在10 年中不绝地贬，吃了一次大“镑亏”。和大清本应“井水不犯河水”的英格兰银行，无形之中决定着每一笔借贷的胜负，这是它的特权。

李鸿章出访英伦，和名流银行家直接面谈，涉及议题广泛，不知中堂大人返国后怎样与老太后及皇上分享。不外，从“镑亏”的乡试考题来看，金融知识在清末应当已相当遍及。在一个新的百年肇始，大清朝廷终于不再彷徨，刚强地把一张“发行的银行、当局的银行”牌照发给了自己。1905 这个年初因此值得记着，由于“大清户部银行”就在这年建立，标记着中国当代金融发展跨出划期间的一步。这家银行的开办宗旨，如户部奏报所言，是“现当整洁钱币之际，亟赖设立中心银举动推行枢纽……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这家银行实验的是肴杂全部制，大股东是户部，出资占总股本400 万两中的一半，其他由商股认购。春秋战国以来近3 000 年的汗青中，户部银行不但是第一家当局出资兴办的借贷机构，也是第一家依据当局的法规——《试办银行章程》设立的银行。根据章程规定，它必须依据银行资源金限额发行纸币，而不能无穷定地由朝廷发行官钞银票。

我用分流来形貌鸦片战争50 年里中西金融的走势，重点着实在于探究一点，即当局和立法在支持经济竞争与稳固中的脚色。英国、德国、日本的门路，是当局的脚色越来越紧张，钱币发行权利越来越会合。大清的中国在偶尔之中也从事着一种实验，看看地方、民间分散的管理，是否大概产生一种有用的钱币金融体系，资助中国到场国际商业竞争，促进资源形成与积累。这个实验的结果绝对不理想。当局还是要做金融的第一位客户，起首使国家在天下上“信而可质”，才华资助创开国内的钱币银行体系，自主于天下金融之林。中国与天下金融大潮合流的因由，与当年英格兰银行建立的缘故起因很相似，都是由于当局缺钱。人穷则思变，当局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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