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能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逃？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9-6-13 04:52:30

作者社科院余永定肖立晟

假如从2011年开始，把每年对外净资产变动与常常账户盈余之差加总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在此期间出现了高达1.3万亿美元的巨大缺口。这种情况在环球经济汗青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通过对上述两个缺口的分析可以看出，近来几年资源外逃大概紧张通过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金融账户流出的。固然在国际投资头寸表看不出资源外逃的显着迹象，但有来由猜疑，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洋资产存量统计滞后造成的。思量到另有相当部分资源外逃从一开始就无法通过国际收支均衡表反映出来，应该说，这几年中国资源外逃的情况应该是相当严峻的。近来中国当局已经接纳了一系列步伐克制资源外逃，这些政策完全精确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中国的跨境资源近期出现大规模流出，但现在尚没有关于资源外逃的官方统计。

本文通太过析国际收支均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各个项目的头寸状态，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别，间接推测中国是否存在资源外逃及其规模巨细。根据统计数据，累计的常常项目顺差和外洋净资产增长额之间的缺口可以分解为两个子缺口。

其一是常常项目顺差和资源净输出之间的缺口，即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偏差与遗漏”。

其二是从资源净输出到外洋净资产形成之间的缺口。本文分析表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偏差与遗漏账户不但规模巨大，而且与汇率预期密切干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源外逃的规模和方向。

别的，只管一些跨境资源是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但是在外洋的资金大概以各种情势躲避羁系，没有形成外洋资产累计。中国当局接纳了一系列步伐克制资源外逃，这种政策完全精确。但是，资源外逃标题标办理另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2015－2016年，短短两年时间，中国国际收支均衡表上记载的资源外流到达1.28万亿美元（非储备性子金融账户余额+偏差与遗漏账户），年均资源净流出相当于GDP总量的6%。大规模的资源外流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资源外逃的担心和讨论。已往关于资源外逃的讨论通常范围于贸易伪报、地下银号等国际收支均衡表生意业务。

比年来，“偏差与遗漏账户”金额敏捷上升，已靠近常常账户余额规模。此中毕竟多少与资源外逃有关，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精确明确“偏差与遗漏账户”中资源外逃的方向和规模对维护国内金融稳固有紧张意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标题是，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是否存在存量资产的资源外逃？国际收支均衡表仅仅记载某一时期中国住民与非住民之间跨境资产生意业务举动，国际投资头寸表可以反映特定时点上中国对天下其他国家或地域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金额。

假如把视野拉长一些，会发现从中国国际收支均衡表上流出的资源，并没有累计在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上。比方，2011－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累计的常常项目顺差为1.24万亿美元，即中国向外洋输出了1.24万亿美元资源，但外洋投资头寸表上的外洋净资产仅仅增长了0.19万亿美元。

此中毕竟有多少是基于代价重估因素，多少是统计制度变革因素，又有多少是存量的资源外逃呢？应该说，基于外洋资产存量的资源外逃尚没有引起国表里学者的关注。

本文试图联合国际收支均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对上述两个标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1、什么是资源外逃？

资源外逃在1980年代被界说为短期谋利资源流出[1]。在维基百科中资源外逃则是指由于到某种打击（纳税负担加重、债务违约风险上升、政治风险显现等），资源从境内大规模流到境外。

在国际货币基金构造（IMF）的一些文件中，资源外逃则被界说为超出正常资产跨国设置战略所需的任何资源外流。[2]在资源账户完全开放的经济体，资源外逃大概是合法的。但在实验资源管制的国家，资源外逃则一样寻常是不合法的，由于资源管制的制度计划自己就是要克制资源由于负面打击而大规模流出。

在中国，资源外逃一样寻常被明确为违规、违法的资源外流。资源外逃同一样寻常资源外流的紧张区别是它的不合法性，但资源外逃和资源外流偶尔也难以区分。比方，某些资源的流出固然颠末合法手续，但目的是洗钱、鲸吞国有资产，因而应该算作资源外逃。

相反的例子是，有些资源通过不合法的途径流出国境，但其目的只不外是躲避繁文缛节，低沉生意业务本钱，本质上说不是资源外逃。经济学家固然不应该把资源外流等同于资源外逃，正如我们不应该把马等同于白马。究竟上，好像也没有哪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会把资源外流等同于资源外逃。本文把资源外逃界说为源于某种负面打击，且会对国民福利造成侵害的资源外流。

在经济学文献中，资源外逃的负面影响紧张包罗：导致金融不稳固，紧张体现在导致利率和汇率的不稳固，减弱货币当局的调控本领；侵害国家的生产本领；减弱国内的税基；低沉国内的投资本领；增长外部融资的边际本钱；减弱混淆经济制度的合法性。

[3]与一样寻常发展中国家相比，对中国如许的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源外逃的危害尤甚。

起首，资源外逃导致国家净资产和国民收入的镌汰。

其次，国民财产或国有资产被少数人鲸吞从而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稳固。

再次，资源外逃粉碎国家经济的稳固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末了，在危急期间，资源外逃大概成为压倒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末了一根稻草。

固然，资源不会无缘无故外逃；在许多情况下即便接纳各种非常步伐，资源外逃也难以克制。但是，假如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大概有效遏制资源外逃，“肉烂在锅里”，即便发生金融危急，这个国家也能相对容易地重新站起来。不问可知，当此金融羁系风暴到临之际，中国必须“扎紧篱笆”。

在经济学界对资源外流的严峻性、增强资源管制的须要性已经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另有须要讨论资源外逃是否严峻、并对资源外逃的规模做个大抵估计吗？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

起首，我们须要把资源外逃同一样寻常的资源外流区分开来。资源外逃对国民经济的危害性是长期的，乃至是不可逆转的。一样寻常的资源外流大概会对经济的稳固造成打击，但其对经济的伤害一样寻常是短期的、可修复的；在有些情况下乃至是公道的和有须要的。

其次，资源外逃是潜伏的，不大概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统计（如国际收支均衡表）之中。假如不试图确定资源外逃的规模、乃至无视资源外逃，就不能精确估计资源外流的规模，从而导致当局和货币当局贻误接纳应对之策的机会。再次，对于一样寻常的资源外流，当局和货币当局可以根据详细情况，实行相应的宏观稳固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用市场本领加以应对。

但对资源外逃，由于其动机和实现本领的特点，是须要进一步接纳其他本领加以应对的。假如对资源外逃的规模心中无数，当局和货币当局就无从判断接纳某些步伐的公道性和须要性。

末了，同一样寻常资源外流差别，大规模的资源外逃大概是社会和经济的根本面出现深条理抵牾的反映。把握资源外逃的真实规模，有助于进步全社会对推进深条理改革的须要性和急迫性的意识。

2、国际收支均衡表和资源外逃的量度

资源外逃的规模难以精确量度。我们所能做的充其量是给出一个大概的估计。外管局的文件明确指出，“受数据收罗难度所限，部分国际收支生意业务存在未收罗或未完备收罗的大概性，……对于违反法律或规定的非法举动的规模，如通过地下银号所举行资金转移和生意业务，没有举行相应地推算。”

[4]换言之，资源外逃按界说不大概直接反映在国际收支均衡表和其他统计上。中国根本没有关于资源外逃的官方统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太过析国际收支均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各个项目的头寸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别间接推测是否存在资源外逃及其潜伏规模。

比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均衡表出现了三个与资源外逃密切干系的非常征象。

其一，服务贸易旅游付出金额高速增长，到达同期美国出境旅游付出金额两倍。随着中国住民收入水通常益进步，中国家庭出境旅游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汇的需求也随之增长。2014年之前，中国的外洋旅游付出大抵是以年均20%速率增长。然而，2014年增速忽然飙升到80%，以后总体规模不绝保持在高位。

2015－2016年，中国大陆外洋旅游付出总额到达5500亿美元，是同期天下第二大旅游付出国——美国外洋旅游付出的两倍（下页图1）。有研究表明：2014－2016年期间中国的旅游付出中很大一部分不能用管帐因素或经济根本面因素表明，而且，旅游付出与国内增长成反比，与人民币兑美元贬值预期成正比[5]。

究竟上，一部分虚伪的旅游生意业务反映的是资源外流需求，而这部分资源流出后大概是被住民用于在外洋购置金融资产，乃至房产，离开了中国当局羁系，应该归于资源外逃的范畴。

2015－2016年，服务贸易项下观光逆差到达4200亿美元，王用实证模子测算表明此中有约2500亿美元属于资源外逃[6]。假如以2011－2013年作为基准，做线性外推估算的话，约有2000亿美元属于资源外逃。总体而言，旅游付出中较大一部分并不是真实的外洋旅游付出，反而与住民部分短期资源外逃密切干系。

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下资源外逃征象比力严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商务部和外管局两套数据。从2015年开始，外管局统计的资源流出要远远高于商务部统计的现实对外投资资源金额度。这反映对外直接投资大概也隐含了一部分资源外逃。对于这一标题，中国当局已经接纳强有力步伐，实时收紧外洋直接投资政策，在此不再赘述。

第三，错误与遗漏账户规模敏捷增长，隐含大量资源外逃。偏差与遗漏账户是国际收支均衡表的均衡项目，并非现实统计结果。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中大量数据泉源于其他主管部分的统计，有些部分的统计如旅游外汇收入统计、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统计、来料加工贸易出口收入统计等，与外汇管理部分对应的外汇收入统计不愿定同等，这些差额部分应从净偏差遗漏中扣除，所剩遗漏项目是真正隐含资源外逃部分。

接下来，我们重点探究偏差与遗漏账户中资源外逃的潜伏方向和规模。

国际收支均衡表是个复式账户体系。在这个体系下，住民和非住民之间的每一笔生意业务都会同时记载在贷方和借方两个分录（entries）中，贷方分录中的金额数目同借方分录中的金额数目相称、方向相反。[7]比方，住民向非住民出售50单位产物。

在常常项目的贷方分录将记入50单位，在资源项目的借方分录将会记入50单位存款（或其他金融资产）。又如，住民对非住民出售50单位股权，在资源项目的贷方分录将记入50单位股权，在借方分录中将记入50单位货币。

[8]又如，住民从非住民乞贷50单位的生意业务，在资源项目的贷方分录将记入50单位贷款，在借方分录将记入50单位货币。由于每一笔生意业务都会同时金额相称计入贷方和借方，在国际收支均衡表上，全部账户的贷方分录金额之和应该便是借方分录金融之和；或全部生意业务项目金额相加应该便是零。

中国经济学家风俗上把全部生意业务项目分为三大类：常常项目、资源项目和外汇储备。理论上，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常常账户项目顺差+资源项目顺差－外汇储备增量＝0”[9]。

大概，按IMF的新界说和新用语，理论上，“常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子金融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增量＝0”。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缘故起因，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上述三个账户之和并未便是零。

[10]根据复式账户的记账原则，为使国际收支均衡表上全部账户的贷方分录和借方分录之间的净差额为零，或为使上述三个账户之和便是零，国际收支均衡表中设立了一个均衡账户，即“偏差与遗漏”账户。

“偏差与遗漏”账户的数额同“常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子金融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增量”的巨细相称、方向相反。因而，按界说，在国际收支均衡表上，常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子金融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增量+偏差与遗漏＝0。

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偏差与遗漏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了找到导致国际收支均衡表中出现巨大偏差与遗漏的缘故起因，我们可以起首分析偏差与遗漏的出现大概紧张同国际收支均衡表中的哪些账户有关。

偏差与遗漏净额是作为残差推算的。给定外汇储备变动，假如偏差与遗漏是负值则意味着：常常项目的贷方分录（如出口）金额高估、借方分录（如入口）金额低估；金融项目的贷方分录（如FDI ）金额高估、借方分录（如ODI）金额低估。简朴说，出口高报、入口低报，资源流入高报，资源流出低报都会导致偏差与遗漏的增长。

近几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均衡表上计为负值的偏差与遗漏数目巨大。一种大概的表明是：中国常常项目顺差高报。不能清除中国贸易部分虚报出口，以此增长出口部分政绩的大概性。

别的，骗取出口退税和躲避关税也会促使企业产生高报出口、低报入口的举动。但这种征象不应该会在近来几年忽然恶化，以至导致中国国际收支表中偏差与遗漏项的忽然增长。

别的，我们也看不出企业为什么会有低报入口的动机。根据汗青履历，在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期，企业通常是低报出口、高报入口，以便尽大概多地持有美元资产。在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期间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企业即便不会低报出口、高报入口，也应该没有很强的高报出口、低报入口的动机。

假如不能紧张归结于高报出口、低报入口，形成巨额偏差与遗漏的紧张缘故起因就大概是，资源项目中的资源流出被低报或资源流入被高报。在中国现在的形势下，资源流出被低报的大概性应该更大些。假如资源未按正规途径流出，固然也就不会被记载在国际收支均衡表之中。这种情势的资源流出，按界说就是资源外逃或涉嫌资源外逃。只管没有、也不大概有完备的统计数字，但资源外逃是2012年以来中国偏差与遗漏规模越来越大的最合明确释。

外汇储备变动是最容易真实记载的。假定常常项目顺差比力真实地反映了贸易往来和投资收入，则假如常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子金融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增量>0，[11]国际收支均衡表的“偏差与遗漏”账户中标记为负号的流出量上就反映了资源外逃的规模。比方，外贸企业取得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正常情况下，外贸企业会把1亿美元卖给中心银行，导致外汇储备增长1亿美元。

如许，在贸易账户的贷方分录上就会记入+1亿美元；在储备资产账户上就会记入-1亿美元。大概，外贸企业将1亿美元存入国外银行。如许，在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金融账户中的 “货币和存款”项上的资产分录上就会记入-1亿美元。

假如外贸企业出于某种目的，通过非法渠道将这1亿美元转移到境外，由于在国际收支均衡表的“金融账户”上查不到1亿美元的流出——在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常常账户”同“资源和金融账户”之间就会出现1亿美元的缺口。而这1亿美元在加负号后就会记入“偏差与遗漏账户”。因而，这-1亿美元的偏差与遗漏所反映的就是资源外逃规模。

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源外逃也大概并不反映在“偏差与遗漏”账户中。比方，通过私运、低报出口和高报入口、地下银号这些方式外逃的资源由于在常常账户和资源账户中都不会有记载，因而根本就不会反映在偏差与遗漏账户之中。又如，提前归还外债大概是套息生意业务平仓，外洋直接投资和外洋并购大概是为了转移资源。

只管这些流出的动机负面，但却是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流出的，因而在金融账户都有资产和负债方的调解，不会导致偏差与遗漏账户中记为负值的金额的增长。换言之，资源外逃的现实规模完全大概大大高出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偏差与遗漏账户所能反映的规模。

固然，也不能清除如许一种大概性：贸易部分现实上并没有取得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1亿美元现实上是统计错误的结果。既然常常账户上并不存在1亿美元的顺差，在资源与金融账户上也就不存在1亿美元资产的增长或1亿美元的资源流出。在这种情况下，“偏差与遗漏”账户中的-1亿美元就并非是资源外逃的反映。

总之，资源外逃是难以直接、精确估计的。资源外逃大概反映在国际收支均衡表的偏差与遗漏账户，也大概隐蔽在国际收支均衡表的其他项目中，大概完全离开国际收支均衡表而存在——因而根本上不可追索。

但是，只管并不很精确，由于相对其他办法，用偏差与遗漏账户的规模权衡资源外逃在概念上涵盖面更广泛、数据更容易得到，偏差与遗漏就成了国际上经济学家利用最多的权衡资源外逃的代表变量。比方，柯廷顿在估计19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和韩国资源外逃数目时所用的代表变量见表1。

柯廷顿把净偏差与遗漏+短期资源流出作为权衡资源外逃规模的尺度阐明他以为在某些国家已经记入金融账户借方分录中的短期资源流出现实上也是资源外逃。实在，即便在长期资源流出中，也大概隐蔽了不少资源外逃。

2000年IMF在讨论俄罗斯资源外逃的文章中，权衡资源外逃的尺度被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资源外逃便是净偏差与遗漏+私人资源外流；广义的资源外逃则席卷了全部私人住民部分积累的外洋资产。[12]
自2012年第三季度，特别是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国际收支均衡表中的偏差与遗漏急剧上升，其数额之大不得不使我们猜疑，在此期间中国出现了相当严峻的资源外逃。

除用偏差与遗漏代表资源外逃外，一些经济学家还用“（常常项目顺差+净FDI[13]）－外汇储备增量”作为权衡资源外逃的近似度量尺度。比方，2012年第三季度的数据体现：贸易顺差加净FDI为1080亿美元，外汇储备增长为280亿美元，贸易顺差加净FDI大大高出外汇储备的增长。

据此，不少经济学家推断中国出现了相当大规模的资源外逃。[14]从国际收支均衡表的界说可以看出，这种资源外逃的度量方法同用“偏差与遗漏+某些短期资源流出”的方法在概念上是同等的，是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两种方法可以相互验证。

用“（常常项目顺差+净FDI）－外汇储备增量”权衡2014年以后的资源外逃同用偏差与遗漏度量资源外逃的结果根本雷同。究竟上，用这个尺度权衡资源外逃可以发现，自2014年第三季度到2016年底，资源外逃的形势比2012年第三季度严峻得多。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根据“偏差与遗漏”分析中国资源外逃（或“热钱”流入）的学术论文。[15]好像没有人对利用“偏差与遗漏”权衡发展中国家资源外逃或热钱流入提出贰言。但不知道从什么时间起，学界开始夸大“不能把偏差与遗漏等同于资源外逃”。确实，不应该简朴“把偏差与遗漏等同于资源外逃”。但是，偏差与遗漏账户每年维持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流出岂非不能阐明中国存在规模相当可观的资源外逃吗？

确实，在不存在资源管制和种种制度扭曲、实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除非洗钱和避税，在国际收支均衡表的各个账户中，高报、低报、瞒报等征象应该是比力少的。

因而，造成巨额偏差与遗漏的紧张缘故起因应该是统计上的。这些统计上的缘故起因包罗：覆盖范围不妥、误报、漏报、同一笔生意业务的贷方分录和借方分录的数据泉源差别（如贸易数据来自海关但创汇数据来自银行）、信息收罗时间差别，等等。既然“偏差与遗漏”是统计上的技能性缘故起因造成的，偏差与遗漏的相对数额不应该过大。

根据国际惯例，“偏差与遗漏”额的绝对值占货品收支口额的比重不应该高出5%。[16]更紧张的是，由统计造成的“偏差与遗漏”是白噪音，不应该体现显着趋势，不应该体现为长期、单向的资源流入或流出，更不应该同汇率有显着的干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美国偏差与遗漏对贸易总额的季度比例在某些季度高于中国。
但由于偏差与遗漏的方向常常是前后相反的，匀称下来美国偏差与遗漏对贸易总额的年度比值，除2009年为5.8%外，都相当低。[17]然而，中国的情况差别。比方，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中国各季度的偏差与遗漏的方向完全同等，都是资源流出，而且同汇率变革干系。因此，很难把中国的巨额偏差与遗漏紧张归结于纯统计的技能性缘故起因。

图4和图5是美国、英国偏差与遗漏的时间序列，其路径充实反映了白噪音的特性。中国的偏差与遗漏时间序列则体现了体系性趋势，这种趋势同汇率变动存在显着干系关系。

与此相对比，近几年来，中国的偏差与遗漏的季度比值不但很高，而且是连续单向的。假如不是资源外逃，我们很难明释为什么偏差与遗漏/贸易额的比值会在2014年以后忽然连续为负值，且不绝增长。

中国偏差与遗漏/贸易总额的年度数据比季度数据更清晰地体现了中国偏差与遗漏的体系性（非随机性）。

不但云云，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的偏差与遗漏的规模同人民币的汇率预期有相当强的干系关系。

国内许多学者夸大“不能把偏差与遗漏等同于资源外逃”是暗示中国并不存在严峻资源外逃。主张这种观点的用心是好的，是为维护有关部分的权势巨子，同时也是为增强市场信心。

但是这种观点的主张者并未用究竟、理论和数据阐明为什么中国规模巨大的偏差与遗漏是统计而不是资源外逃造成的。比方，他们并未提供任何证据阐明覆盖范围不妥、误报、漏报、数据泉源差别、信息收罗时间不划一因素，都各安闲何种程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代表资源流出的偏差与遗漏。

2015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中国常常账户累计额约为4500亿美元，同期偏差与遗漏账户累计额到达4300亿美元。很难想象云云巨大的偏差与遗漏可以用统计上的技能性缘故起因加以表明。究竟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对此做过表明。既然云云，为什么不能坦然担当“比年来中国一度出现了大量的资源外逃”如许的判断？

一些学者以为，汇率变革和代价重估作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为什么中国国际收支均衡表上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偏差与遗漏。但这种明确是错误的。比方，IMF在《国际收支均衡手册》第五版讨论储备资产量度时指出：除非是生意业务产生的储备资产变动，其他齐备变动——如汇率变革、储备资产代价变革、黄金货币化和SDR分配、重新分类等——所导致的储备资产的代价变动都不会反映在国际收支均衡表中。

这些变动所导致的储备资产代价重估是要留到体例国际投资头寸表时处置惩罚的。[18]汇率变动（美元指数和美元兑人民币双边汇率）和资产代价变革对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其他项目也会造成类似影响，但这些项目的变革也属于非生意业务性变革，是要留到体例国际投资头寸表时处置惩罚的，因而原则上也不会对“偏差与遗漏”造成影响。

究竟上，仅仅承认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巨大且单向的偏差与遗漏更多的是反映了资源外逃而非纯粹的统计上的偏差与遗漏是不敷的。我们还应看到，相当部分的资源外逃不出现在国际收支均衡表大概是通过合法渠道流出的，不会造成偏差与遗漏，现实的资源外逃很大概大于偏差与遗漏所反映的规模。

3、国际投资头寸表和资源外逃的量度

为了确定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已记载在国际收支均衡表上金融账户中的外逃资源，在分析国际收支均衡表中的偏差与遗漏项目之后，我们还需对国际投资头寸表（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IIP）做进一步的分析。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域对天下其他国家或地域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

它与国际收支均衡表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域完备的国际账户体系。从概念上可以把国际收支均衡表资源和金融账户上的各项目，同国际投资头寸表上以市场价记载的对应项之间的关系，明确为流量和存量之间的关系。根据国际收支均衡表，有如下恒等式：常常项目顺差＝资源项目顺差+外汇储备增量[19]。

其对应的存量恒等式为：累计的常常账户顺差＝（住民外洋资产－住民外洋负债）+外汇储备[20]，或累计的常常账户顺差＝中国外洋净资产。常常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源净输出，而资源净输出又意味着外洋净资产形成。因而，在理论上，在给定时期累计的常常项目顺差应该便是同期外洋净资产的增长额。但在实践中，两者之间却通常会存在相当大的缺口。

比方，根据国际收支和外洋投资头寸统计，从2011年到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累计的常常项目顺差为1.24万亿美元，即中国向外洋输出了1.24万亿美元资源，但外洋投资头寸表上的外洋净资产仅仅增长了0.19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在累计的常常项目顺差和外洋净资产增长额中有高达1.05万亿美元的缺口。

又如，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中国累计的常常项目顺差为0.73万亿美元，但在外汇储备降落1万亿美元的同时，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上住民对外净资产仅增长了0.9万亿美元。换言之，不到两年的时间，在累计的常常项目顺差和外洋净资产增长额之间出现了0.83万亿美元的缺口。[21]

从2011年到2016年第三季度，累计的常常项目顺差和外洋净资产增长额的缺口为1.05万亿美元，而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偏差与遗漏累计额是0.6万亿。假设后者代表了可以从国际收支均衡表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资源外逃规模，累计的常常项目顺差和外洋净资产增长额之间缺口的57%便得到相识释。

但剩下的0.45万亿美元，即缺口的43%又应该怎样表明呢？[22]累计的常常项目顺差和外洋净资产增长额之间的缺口可以分解为两个子缺口。其一是常常项目顺差和资源净输出之间的缺口，即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偏差与遗漏”。其二是从资源净输出到外洋净资产形成之间的缺口。我们已经讨论过第一个缺口，下面讨论第二个缺口。

给定时点上的国际投资头寸，理论上应该有如下关系：年末头寸=年初头寸+生意业务

此中：头寸即年末外洋净资产（存量）。年初头寸是已知的。年末头寸则应该是独立量度，而不是由等式右端推导出的。生意业务代表通过国际收支均衡表的资源净输出。生意业务数来自本年度国际收支均衡表的金融生意业务账户，其数目是按生意业务主体举行管帐账务处置惩罚时的市场价记载的。

但是，在现实中，外洋净资产的增长并未便是由“生意业务”代表的资源净输出额。造成两者缺口的常见因素是代价重估，即汇率和资产代价变动以及其他一些变动导致存量变革。比方，即便央行当期并未购入外汇资产，由于美元指数的下跌，年末外汇储备存量的代价也会增长。因此必须加上调解项外洋资产的增长才有大概便是资源净输出额：

年末头寸=年初头寸+生意业务+代价变革调解+汇率变革调解+其他调解

此中：代价变革调解是指根据给定金融产物代价的变革对该金融产物存量的代价举行调解。比方，某种外国债券代价发生变革，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就需对年初头寸中的该种外国债券代价举行相应调解。汇率变革将导致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美元代价发生影响。

比方，由于中国外汇储备中既包罗美元资产也包罗其他币种资产，美元指数的上升将导致中国用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镌汰；美元兑人民币的贬值则会导致用美元计价的中国负债的增长。[23]其他调解则包罗公司股权变革的生意业务代价（transactionvalues）同其账面代价之间的差额、由于重新分类造成的代价变革等。国际投资头寸所记载的中国的外洋资产与负债的美元代价就应该做出相应调解。

在上式中各种调解并不影响年初头寸存量和生意业务流量。比方，美元指数的上升对年初头寸和生意业务项没有影响。但美元指数上升一定导致外汇储备年末头寸镌汰。由于资产存量的这种镌汰同中国资源输出状态无关，以是必须在等式右端加上一个取值为负的汇率变革调解项以抵消汇率变革对外汇储备年末头寸的非生意业务性影响。[24]

但是，即便做了上述调解，上述等式依然不能建立。如许，类似在国际收支均衡表上，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新的均衡项——偏差与遗漏II，使外洋净资产的增长仅仅反映资源的净输出。

年末头寸=年初头寸+生意业务+代价变革调解+汇率变革调解+其他调解+偏差与遗漏II。

造成偏差与遗漏II的大概性有二：统计偏差以及未知的投资失败和资源外逃。等式两头的各项由于数据不抱负和盘算困难都会导致偏差与遗漏II的产生。而资源外逃和未知的投资失败也会导致雷同结果。

许多通过正规途径合法流出的资源大概并未真正转化为中国的外洋资产，而无法记入年末头寸。比方，作为对外直接投资（ODI）流出的资金大概并未酿成有记载的中资工厂而莫名其妙地消散了。如许，只管在国际收支均衡表上有ODI的流出记载，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体现为新增生意业务，但在年末头寸中却找不到这笔资产。

按界说，年末头寸－年初头寸＝对外净资产变动＝资源净流出+各项调解+偏差与遗漏II，即对外净资产变动－资源净流出＝各项调解+偏差与遗漏II。因而，对外净资产变动－资源净流出缺口的变革可以通过对各项调解和偏差与遗漏II分析来判断。

从图9可以看出，自2012年以来除2014年和2015年外，外洋净资产形成大于资源净流出。在国际收支均衡表的“偏差与遗漏”账户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自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资源外逃的显着迹象。但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我们却看不出这种迹象。这里大概有两个缘故起因。

起首，资源外逃对“对外净资产变动－资源净流出”缺口的影响被汇率和代价调解抵消了。比方，在某些时间，只管我们的外洋资产遭受了丧失，但由于美元指数下跌的汇率调解，这些资产的代价大概不降反升。相反的例子则是：只管在2014年外洋净资产形成同资源净流出之间的缺口高出负5264亿美元，但缺口的增长紧张是中国证券负债计价方式改变而不是资源外逃造成的。

[25]其次，由于统计禁绝确，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的资源外逃被低估。比方，根据各种听说、媒体报道和切身感觉来看，特别是从国际收支均衡表的偏差与遗漏账户来看，2016年应该是中国资源外逃比力严峻的一年，但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我们却看到外洋净资产形成显着高出当年的资源净流出。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用统计数字失真来表明。

在国际上，比方日本，新形成的外洋资产存量有的是根据国际收支均衡表干体系计直接推算的，但别的一些存量是须要独立统计的。

比方，新增直接投资的数据取自有外洋投资的企业提交的投资陈诉和付出陈诉。由于时差标题，如在编纂2016年国际投资头寸表时，央行尚未收到公司的投资陈诉，央行就不得不消国际收支均衡表中金融账户上的资源流出数据作为替换。

中国在体例对外直接投资和在华直接投资项目时，利用企业自身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方全部者权益（包罗实收资源、资源公积、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持有损益等）来计量头寸，紧张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年检和境外投资企业观察的渠道收罗数据。IIP正式数紧张接纳上期末存量、当期流量方法体例。

也就是说，当季的IIP数据是泉源于BOP的数据，直接泉源于企业的IIP观察数据要有三个季度大概更长的滞后。比方，由于企业观察数据在2017年9-10月份才气得到，2016年末头寸的修正数据要在2018年3月尾才气得到。如许，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的1540亿美元的正缺口并不可否定如许的大概性：2016年中国一些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的资金已经逃之夭夭，一些投资打了水漂。

究竟上，中国外洋资产存量的统计亟需增强和改进。这并不是某个特定部分的标题，而是国家统计体系建立落后于经济对外开放步调的标题。比方，停止2013年年底，110多家中心企业资产总额到达35万亿元，根据国资委统计的境外策划单位资产总额占比12.5%盘算，央企境外资产总额高出4.3万亿元。

这些资产有多少是纳入审计监督的？在2017年两会期间，天下政协委员、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给出的答案是“根本上没有举行审计”。[26]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样能对中国外洋资产—负债存量，特别是外洋直接投资存量统计抱有信心呢？

4、小结

综合我们对国际收支均衡表中偏差与遗漏账户以及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外洋净头寸增长同国际收支均衡表金融账户资源净流出缺口的分析，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中国在近来几年很大概出现了比力严峻的资源外逃（图10）。

假如从2011年开始，把每年对外净资产变动与常常账户盈余之差加总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在此期间出现了高达1.3万亿美元的巨大缺口。这种情况在环球经济汗青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缺口可以看作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常常账户与金融账户缺口”（偏差与遗漏I）累计以及国际投资头寸表上“对外净资产累计与金融账户上资源净流出缺口”（偏差与遗漏II）累计（图11）。

通过对上述两个缺口的分析可以看出，近来几年资源外逃大概紧张通过国际收支均衡表上的金融账户流出的。固然在国际投资头寸表看不出资源外逃的显着迹象，但有来由猜疑，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洋资产存量统计滞后造成的。

思量到另有相当部分资源外逃从一开始就无法通过国际收支均衡表反映出来，应该说，这几年中国资源外逃的情况应该是相当严峻的。近来中国当局已经接纳了一系列步伐克制资源外逃，这些政策完全精确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对资源外逃征象掉以轻心。资源外逃标题标办理另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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